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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馮友蘭學成回國,始任開封中州大學哲學教授,併兼任文學院院長

1925年又到廣州廣東大學任教授次年離開廣東大學到燕京大學任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同時還給美國人辦的一所華語學校講授《莊子》在此期間,他的主要著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學》此書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他的博士論文《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的中譯本,後半部分《一種人生觀》是他根據1923年冬在山東曹州省立六中演講人生哲學的講稿整理擴充而成馮友蘭在後來回憶說:&ot;在我的哲學思想中,先是實用主義佔優勢,後來是新實在論佔優勢&ot;(《三松堂自序》),他的這種由實用主義到新實在論的思想轉變,在《人生哲學》中就已明顯地體現出來在這本書中,他自稱持新實在主義觀點,併力圖把新實在主義同中國傳統哲學結合起來,這一思想在他後來建構的新理學體系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1928年,馮友蘭離開燕大到清華大學任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併兼任哲學系主任後來還擔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秘書長和文學院院長在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任教的十年(1927‐1937年),是馮友蘭集中精力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時期1931年和1934年,他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卷出版問世該書是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之後又一部具有廣泛影響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書後來還被馮的美國學生卜德譯成英文,成為現今西方人系統瞭解中國哲學的為數不多的著作之一在這部鉅著中,他自稱為&ot;釋古派&ot;而與胡適的&ot;疑古派&ot;相區別他著力論證了儒家哲學在中國哲學史上的正統地位這為他後來創立新理學思想體系積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論準備

在清華任教期間,馮友蘭曾於1934年應邀出席在布拉格召開的&ot;第八次國際哲學會議&ot;,並在大會上作了題為《哲學在現代中國》的學術報告會後,他又透過申請獲準訪問蘇聯他懷著極大的興趣和探究事實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蘇聯的國土

馮先生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ot;關於蘇聯革命後的情況,有人把它說成是天國樂園,有人把它說成是人間地獄,我想親自去看看究竟是個什麼樣子&ot;透過耳聞目睹,他得出瞭如下結論:&ot;蘇聯既不是人間地獄,也不是天國樂園,它不過是一個在變化中的人類社會,這種社會可能通向天國樂園,但眼前還不是&ot;(《三松堂自序》)馮生先的這種印象是比較真實而不帶任何偏見的他還透過橫向比較,得出了另外一種結論:封建社會&ot;貴貴&ot;,資本主義社會&ot;尊富&ot;,社會主義社會&ot;尚賢&ot;回國後,馮先生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作了兩次正式演講一次是漫談蘇聯見聞;另一次是在北大哲學系,以&ot;秦漢歷史哲學&ot;為題,提出了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某些思想為基本要素的&ot;新三統五德論&ot;,集中論述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的觀點,這次講演引起了官方的懷疑與不滿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國民黨政府警方視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審訊國民黨此舉引起全國譁然,人們紛紛提出抗議迫於全國的民主勢力,馮在被關押、審查數天後,遂被釋放對於這次事件,魯迅先生曾在一封書信中憤然說到:&ot;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ot;(《魯迅書信集》)這次事件對馮的震動也頗大,但他並未因此而與國民黨決裂,而是選擇了更加謹小慎微的道路

1937年至1946年,是馮友蘭學術生涯的關鍵十年,其新理學體系即在此間創製而成

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後,抗日戰爭全面展開,清華大學被迫南遷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