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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在12歲時,馮友蘭的父親馮臺異因病猝逝,他遂跟隨其母遷回老家唐河,並繼續延聘教師授學在這期間,他開始閱讀諸如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等帶有民主主義色彩的書籍兩年後,遵其母囑考入縣立高等小學,後又以優異成績考入開封中州公學1912年冬,馮友蘭再以優異成績考入上海中國公學的大學預科班

當時的上海公學,所有課程都採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師還將一本耶芳斯的《邏輯學綱要》當作英文讀本正因為此,馮友蘭反而對形式邏輯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並由此而引起了對哲學的興趣

1915年9月,馮友蘭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開始接受較為系統的哲學訓練當時的北大,正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如火如茶的新文化運動,使馮友蘭眼界大開,並且深受影響在臨近畢業的最後一年,適逢胡適和梁漱溟二人先後來到北大任教

一個是留美的哲學博士,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健將,並專以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為旗幟,大肆鼓吹全盤西化論;一個是一踏進北大即宣稱&ot;我此來除替釋迦牟尼、孔子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ot;的東方文化派砥柱,專以復興中國文化為職志二位先生年輕氣盛,才姿英發,各據講壇,展開了一場東西方文化的大辯論,馮友蘭幸逢其會,受益匪淺,對其以後研究中西哲學,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關係啟迪甚深

1918年,馮友蘭從北大畢業,回到開封,在一所中等專科學校執教不久,&ot;五&iddot;四&ot;運動爆發,並迅速波及全國馮友蘭雖未及親臨,卻積極響應,並同幾位好友創辦一名為《心聲》的刊物在他起草的發刊詞中明確指出:&ot;本雜誌之宗旨,在輸入外界思潮,發表良心上之主張,以期打破社會上、教育上之老套,驚醒其迷夢,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進步&ot;(《三松堂自序》)《心聲》成為當時河南省宣傳新文化運動之獨一無二的刊物

五&iddot;四運動時期是中國近現代中西文化衝突、交戰最激烈的時期之一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馬克思主義迅速傳入中國,並經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等人的大力宣傳、介紹而廣為傳播;而杜威、羅素等人的訪華講學,再加上胡適、丁文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實用主義、馬赫主義、新實在論的影響擴大,成為一時顯學與此同時,其他各種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想亦紛紛湧入面對如潮水般湧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舊派亦樹起復古的旗幟,固守本上文化,拒斥外來思想

一時之間,風雲際會,蔚為壯觀,各種思想、流派之間展開了正面的交鋒、衝突,中西文化進行了一場全面的較量中國向何處去?中國文化的出路何在?諸如此類的問題以空前尖銳的形式被提出來,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大家都在探索中尋求答案

生當此時的馮友蘭,對此類問題也進行了認真的思考與探索正如他在後來的回憶中所說:&ot;我從一九一五年到北京大學中國哲學門當學生以後,一直到現在,六十多年間,寫了幾部書和不少的文章、所討論的問題,籠統一點說,就是以哲學史為中心的東西文化問題我生在一個文化的矛盾和鬥爭的時期,怎樣理解這個矛盾,怎樣處理這個鬥爭,以及我在這個鬥爭中何以自處,這一類的問題,是我所正面解決和回答的問題&ot;《《三松堂學術文集》自序)縱觀馮友蘭一生的哲學史研究及哲學思想的演變過程,莫不是圍繞著中西文化問題這一中心來展開的

正是帶著對這一問題尋找答案的想法,馮友蘭於1919年赴美留學,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師事新實在論者孟大格和實用主義大師杜威由於當時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在中國思想界風行一時,因此馮友蘭對此派哲學也比較感興趣,並專門寫了《柏格森的哲學方法》和《心力》兩篇文章,向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