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逃往江城市 (第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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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當時，父親已先後兩次喪偶，且身邊還帶著10歲的大哥陳翰章和5歲的二哥陳富章。其中，二哥具有母親“繼子”和“外甥”的雙重身份。也許正是這一緣故，我的姥爺和姥姥才最終同意把母親以“填房”嫁給了我的父親。入住豪門的母親，最初幾年與父親相敬如賓，琴瑟和諧，著實過了很長一段親愛甜美的日子。
再次，是我的父親有一手相當不錯的“木工活兒”。在那個時代，“大工匠”是絕對頗受女孩青睞的“真本事”。哪個小夥要是有了這等“一技之長”，即使相貌平庸，找個物件也是輕鬆加愉快的。據我的母親說，自打我三姨過世後，頗有心計的父親“沒數八遍”的往朝陽溝跑。我母親的家是朝陽溝一戶相對富裕的上中農。家裡有5個閨女4個小子。母親在女孩中排行老四，故人稱“楊四姐”。我的姥爺在家裡是絕對的權威者。這個老頭四季習慣穿件乾淨利落的對襟“黑布長袍”，褲角總是扎得緊緊的。他固執、吝嗇、家規森嚴，在家裡說一不二，任何人都不敢違拗他的意志；他愛喝點自家釀製的“燒刀子”，吃飯時誰都不敢上他的飯桌；他抽的是“旱菸袋鍋子”，冬季裡幾乎是坐在炕上，整天守著火盆“叭嗒”著大煙袋或捏著錫壺喝“燒酒”。三姨剛去世時，父親每次來給姥爺問安他都是滿心的不高興。看穿姥爺的心思後，父親迅速把主攻點改到給外婆和大舅楊國貴“洗腦”上。同時還無償包攬了姥爺家一切“以舊換新”的木工活。大概半年過後，姥爺的心終於被父親“捂熱”了，往後再來朝陽溝就讓父親上桌跟他一塊吃飯了。就這麼一來二去，姥爺終於應承“媒婆”同意把母親嫁給父親做“填房”了。
朝陽溝“楊四姐”以填房嫁給劉相屯“陳八爺”，當時曾在十里八鄉引起了很大轟動。尤其是一些念念不忘陳八爺“踩高蹺領舞”和“二神扮相”的少婦和少女們真的是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從失落中緩過神來。
1946年8月，當廣大東北民眾還沉浸在“抗戰勝利”喜悅之時，國共兩黨又開始了在東北你死我活的“拉鋸戰”。城市幾乎被“中央軍”全部佔領；只有像一拉溪這樣相對偏僻的鄉村則由共產黨控制。到了1948年10月，陳家大宅的房舍、細軟及山地、田產已全部被“抄沒了”。迫於生計，父親決定帶一家老小遠赴吉林另謀生路。於是，父母二人帶上老大陳翰章、老二陳富章和母親所生不知名的4歲的姐姐並趕上一群豬走百十里山道，經嵬登站半拉山屯向吉林市進發。到了半拉山屯後，一家人借宿在我母親舅舅家裡。當時老媽懷抱著4歲的姐姐正趕上發燒生病，已幾天水米未進了。聽半拉山姜家大姨說，我那位姐姐長得很漂亮、嘴甜，是位很會討喜的小女孩。然而在那缺醫少藥外加被土改搞得猶如“驚弓之鳥”的一家人，在這個僅有30多戶人家的小山村只借宿兩夜，我的那位姐姐就因病而死去了，心疼得母親整日以淚洗面，茶飯不思。正如俗話所說“禍不單行，福不雙至”。就在這時又傳來劉相老屯我父寄存在他一位於姓“把兄弟”家的不少財物全部被“鬍子”盜搶了。其實這無非是那位於姓“小人”起了“落井下石”之心，故意演的一出“苦情戲”罷了。未了，父親只是苦笑著無奈地搖了搖頭，繼續帶著家人順著山路往吉林市趕去。後來聽母親說，等第三天晚上進了吉林市區時，父親僱人趕的那群豬也全都跑光了。由此可知，當時全國範圍內的土地革命對地主和富農階級的鬥爭還是具有顛覆性的。若非如此，廣大農民是斷然不會“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跟著共產黨幹革命的。
進入吉林市區後，父親先是租房安頓了老婆孩子。接著又和大哥出去找活幹了。父親先後換了幾家單位最終在吉林市西關自來水公司“落了腳”被錄為正式工；大哥在吉林市第一建築公司當上了一名學徒的“架子工”；二哥陳富章繼續上學讀書，後初中畢業考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