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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鐵路電水段當了一名鐵路工人。而後家居地又幾經遷徙,最後在船營區臨江街第五居民組買下了一間半房產總算結束了居無定所的巔沛生活。

1950年,我的淑峰姐姐出生了;1954年6月我的三哥陳貴章也出生了;隨後1958年是我(孝章)、1961年是老五(子章)、1963年是老六(久章)相繼出生。這段時間是老爸老媽生活相對愜意的一段時光。二老不僅生全了“富貴孝子”,而且還置下了自己的私有房產。從當時老媽給淑峰姐、貴章兄和我留下的一張“仨人照”便不難看出當時家庭生活境況的殷實與富足。而導致我們這個小家一夜落魄的重大變故是1965年4月:記得那是久章正在襁褓之時(週歲多),我們的父親因突患腦溢血在江沿大便時突然跌倒去世了。而後我們39歲的寡母帶著一女四兒開始過上了與乞討近乎相似的苦難人生。當時擺在一家6口面前的頭號難題是吃飯問題。為了給孩子們“掙口吃的”,母親先是在臨江門頭道碼頭下坎一家“切面作坊”做每月只賺24塊錢的臨時工(2個月);接著在鄰居“老鄒小紅”母親的點拔下,老媽購置了一套“剃頭傢什兒”,打著“喚頭”走街串巷開始做起了“剪頭生意”。好在母親有一張能說會道的嘴和相對較好的“悟性”,很快就入了“門兒”。兩個月下來真的比做臨時工多賺了不少錢。正如老話所說“萬事開頭難”。老媽做“剃頭生意”的頭一個月,因手把不行沒少“作鱉兒”。動不動就把人家孩子的頭剪得“老砢磣”了。沒辦法老媽要麼是連“一毛五”的剃頭錢就不要了,要麼就是流著淚動之以情地給人家賠不是。就這樣不乏智慧和心靈手巧的老媽總算熬過了初期那段最難熬的歲月。當時,一家6張嘴才是生存的第一要務。所以家中的孩子老媽是一個也顧不上了,只能任其自生自滅。在那段時間,淑峰姐14歲正在船營四小讀書;三哥貴章9歲在五小讀書;我6歲、老五3歲、久章還不滿週歲,只能丟在家裡“放羊了”。說句實在話,那段歲月在我們這個家庭談論“父愛或母愛”簡直就是一種“奢望”。稍大一點的淑峰姐、貴章哥和我在家境尚好時好歹還得到過一些父愛和母愛的“滋潤”,唯有老五(生在3年困難時期)和久章虧透了,幾乎在整個童年時期“父愛和母愛”都是跟他倆不沾邊的。因為那時母親要拼上老命先顧孩子們的嘴,根本沒功夫照顧孩子們的生活。記得那時候,我跟老五領著久章整日就象“流浪兒”一樣在船營區西關這一帶旮旯衚衕到處亂竄,小白山、溫德河、十四小、五座墳、西大營、江城酒廠、道北大車店、頭道碼頭、洋灰臺子、北山公園、航海俱樂部等地無不留下我們這群“半大小子”打鬧嬉戲的足跡。現在看來,像老五和久章這麼小的孩子跟我們這些稍大點的一起混能活下來還真算命大。有三件事至今我還依稀記得很清楚:

第一件是1966年11月大院“王三”領我們哥仨到頭道碼頭下坎“餡餅鋪”騙吃餡餅的事。王三大些心眼多,花錢買一兩餡餅票(一兩一張),接著去店外用圓珠筆把“一”上下各加一橫再變成“三”,然後再讓我們三人中的某一個輪班去領餡餅。就這樣前兩次都得逞了。第三次輪著久章去取餅了,興許人家早就有了警覺,所以終於讓付餅的識破抓著久章就去找開票員對票根。王三一看不好轉身溜之大吉,我和老五也嚇跑了。唯獨久章讓人家給打了幾個“耳刮子”才給轟出餡餅鋪。打那以後,這類弄巧成拙的“傻事”我們再也沒幹過。當時,我們家住船營區臨江街道第九居民組。整個大院有30多戶人家,且每家每戶的孩子都挺多。

大戶人家有老單家、老付家、老於家。我家靠江邊小院住有金成章家、張林家和老唐家。其中老唐大嬸任居民組長,是位精明乾瘦且很會搬弄是非的老太太。老唐大叔是個心地善良且不乏助人為樂品行的鐵路工人,在龍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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