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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的外交生涯中，像這樣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經歷並不多。一次，使館內部為慶祝東德成立兩週年籌備招待會時起了爭執。爭執的焦點不是中蘇同盟的破裂或是一個叛逆的共產黨國家，而是穿什麼的問題。大使說該穿燕尾服，以示莊重。而我們這些年輕外交官沒有燕尾服，要求允許穿西裝。最後達成妥協，穿正式西裝，系黑領結。當時，承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都是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他們大多把黑領結看做是資產階級的服飾，拒絕佩戴。雖然我們日後在共產主義陣營內成了有名的俯首帖耳的附庸國，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之初仍然明顯地帶有其前身普魯士一絲不苟的遺風。結果那天晚上除我們幾個人之外，只有侍者穿得這樣正式。我們簡直狼狽極了。當俄羅斯東正教的大主教克魯季茨基起身告辭時，我彬彬有禮地陪他走到衣帽間。他的手在寬大的披風裡摸索了好一會兒，掏出三個盧布，很嚴肅地交到我手裡，算是小費。

1951年8月，我接到緊急指示，要我返回東柏林向阿克曼述職。阿克曼的真名叫哈尼施，是東德的外交部長，也是政治局裡屈指可數的戰略家。早上，他在外交部接見了我。詢問了我的健康狀況之後，讓我在當天午飯後再去中央委員會大樓的某個房間報到。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下午到了那兒，看到還是那位阿克曼同志，坐在一張桌子後面。這一回，他是以政治局委員的身份見我。之所以有這種奇怪的安排是因為阿克曼一向強調保密，並主張黨政機關分開。其實黨政機關是一家。

阿克曼奉命組建一個政治情報機構。上面已確定調我到這個機構工作，擔負起使&ldo;年輕的祖國耳聰目明&rdo;的重任。說得更露骨點，我將成為一個間諜。又是一道命令。和往常一樣，我沒有提出任何異議，甚至沒想過這次調動對我的一生會有什麼影響。當年黨送我上共產國際學校，又派我去莫斯科和柏林廣播電臺工作。還是黨，派我去莫斯科幹外交。如果黨認為我適於做情報工作，我絕無二話。黨的領導人信任我才派我參加秘密工作，我因此而感到自豪。研究社會主義制度的西方人士感到最不能理解的就是這種不講價錢的紀律性。然而，不理解黨對我們的絕對支配權力，不理解黨為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選擇的道路，就根本無法理解，更不用說評價我們的一生了。

1951年8月16日，我到新成立的&ldo;經濟研究所&rdo;走馬上任。辦公大樓外面掛上這塊牌子是為了掩護裡面的東德剛剛誕生的情報機構。上班伊始，施塔爾曼就帶我坐他的八缸的塔特拉牌轎車轉了一圈兒。這種型號的轎車在當時十分扎眼。負責建立東德情報組織的施塔爾曼是一位職業革命家，也是一位令我尊崇的長者。他的真名叫伊爾納。由於長期在共產黨內從事秘密工作，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妻子都用他的化名稱呼他，結果倒成了真名似的。他是德國共產黨內1918年入黨的老黨員，1923年當選為德共&ldo;軍事委員會委員&rdo;。和所有老一輩革命家一樣，他絕少談及過去。不過，他倒是跟我聊起過他在蘇聯、英國、中國、西班牙、法國、瑞典和美國執行任務時的佚聞趣事。西班牙內戰時，他幾乎成了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人稱&ldo;遊擊隊員理察&rdo;。他還是被納粹指控縱火焚燒德國國會大廈的保加利亞共產黨人季米特洛夫的密友。蓋世太保前來逮捕季米特洛夫時，他正在季的家中。面對粗暴的逮捕和審問，他倆始終沉著應對，毫不畏懼。季米特洛夫以後稱施塔爾曼是&ldo;馬廄裡最好的一匹馬&rdo;。由於他的這種老資歷，新的東德領導人十分尊重他的意見。他同他們所有人都十分熟悉。每當組建工作遇到障礙時，他就直接去奧託&iddot;格羅提提總理家找他面談，問題立即迎刃而解。

通常遇到的問題不外乎是錢和經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