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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許多史達林時代的可怖罪行我當時就有所聞。任何聲稱自己對此一無所知的人都在說謊。回首這段往事不會使我感到驕傲。我甚至同德國領導人談過我的看法。但無論當時還是現在，我從未把共產黨政權下的罪行和納粹的罪行相提並論。如果有什麼原因使我堅信永遠也不可能把兩者等同起來的話，那就是紐倫堡審判中所揭露出來的納粹令人髮指的戰爭罪行。

1945年9月，電臺派我去報導紐倫堡審判。在此之前，我對納粹德國情況的瞭解主要透過蘇聯的宣傳機構。蘇聯的報導側重德國共產黨人的遭遇。透過從德國傳來的有關我們親屬的訊息，以及父親在信中講到的日後被稱為大屠殺的種種先兆，我們對德國國內的情況也有所聞。儘管如此，我們很晚才意識到，屠殺猶太人是國家社會主義（簡稱納粹）的核心。紐倫堡審判彷彿一張手術臺。解剖後的國家社會主義在臺子上一覽無餘。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大屠殺的全貌。

身為猶太人，跟納粹時代的顯赫人物面對面地坐在一起，我感到不寒而慄。紐倫堡從前有&ldo;德國的首飾盒&rdo;之稱。如今卻永遠同種族主義的法律聯結在一起。幾百萬猶太人淪為這些法律的犧牲品。徘徊在紐倫堡的廢墟之間，我突然意識到我們共產黨人和其他反納粹力量面對這場大屠殺表現得多麼軟弱無力！我暗自發誓，決不允許這樣的悲劇在德國的土地上重演！

出於這一原因，戰敗後的德國人對蘇聯佔領軍抱有的敵對態度很令我氣憤。在給父母的信中，我不無幼稚地說：&ldo;人們總是牢騷不斷，好像蘇聯紅軍幫他們是應該的。他們似乎根本不明白希特勒給德國造成了多麼嚴重的破壞，也認識不到現在有一個新生的機會。&rdo;

1948年，三個西方盟國在其佔領區內進行了貨幣改革後將三個佔領區合併，成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德國旋即正式分裂為兩個政治實體。為了與此對抗，1949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正式成立。人們紛紛舉著火炬遊行，到處是群眾集會，高唱愛國歌曲。在一些更為敏感的社會主義者看來，這一切頗有點像過去納粹政權下的遊行集會的重演，令人感到不舒服。但我卻把這看做是德俄關係史上一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時刻。此後不久，中央委員會召見了我，通知選派我從事加強這一紐帶的工作。我將重返莫斯科，在新成立的東德大使館任參贊。為了就任這一職務，我不得不放棄蘇聯國籍，又一次正式成為德國人。1949年11月3日，我們一家抵達莫斯科。

從戰後百孔千瘡的柏林轉到莫斯科大使館從事舒適的外交工作，使生活大為改觀。我們一家在莫斯科過得非常愉快。而且也確實是一家。1946年我報導紐倫堡審判時，我的第一個孩子，一個金髮灰眼睛的兒子出生了。我們給他起名叫麥可。1949年又添了一個女兒，叫塔季揚娜。埃米很討厭使館裡鉤心鬥角的事，藉此機會潛心研究起俄國並著手準備關於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博士論文。

我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任首席參贊時，終於見到了史達林。時隔多年，這次經歷仍然令我難忘。當我們這些同齡人談起當年的理想時，總難完全擺脫史達林的影子，似乎有什麼東西已深深印刻在我們心裡。是當年紅場上群情沸騰的遊行場面，還是如今已無處尋覓而當年卻無所不在的史達林的形象？這一切曾使他在我們心目中成為一個半人半神式的人物。 事實上，不管我怎麼設法用成人的頭腦冷靜看待他所犯下的罪行，仍無法完全擺脫他給我帶來的這種神秘的感覺。這或許是一件好事，因為它將始終提醒我，一個獨裁者的個人魅力可以對人們產生多麼深遠的影響，甚至在他的邪惡暴露之後依然不減。

在駐蘇使館的短暫工作期間，給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1950年2月為來訪的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