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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來源。早期我們現金奇缺，捉襟見肘。透過官方渠道申請外匯要幾個月的時間才能拿到。偶爾施塔爾曼登門找到財政部長，回來時他那破舊不堪的公文箱裡塞滿了嶄新的鈔票。捷克斯洛伐克體諒我們的困難，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贈送了24輛塔特拉牌小汽車後，施塔爾曼不知用什麼法子為我們這個人數不多的部門搞到了其中的12輛。別看我們辦公條件寒酸，出門坐的車卻很氣派。施塔爾曼懂得，這玩意兒有助於提高我們情報機構在政府中的地位。處處省錢反倒會引起消減預算的人的注意。我們的首次會議是在柏林東南郊的博恩施多夫召開的。誰也記不得這次開會的日期，也沒有保留會議記錄。以後我們把1951年9月1日定為東德情報部門的誕生日。此後不久，我們搬到了東柏林潘科夫區從前的一所學校裡，距黨和國家領導人居住的地方很近。這一跡象表明，我們已變得不可缺少。
起初，我們只有八個人，外加四名蘇聯顧問，包括一名人民內務委員會的高階軍官，叫&ldo;格勞爾同志&rdo;。格勞爾曾作為一名情報軍官在蘇聯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工作過，經驗極其豐富。我們常圍著他席地而坐，聚精會神地聽他講述過去的經歷：如何挖出鼴鼠，如何打入敵人內部以及一些特工人員的英勇事跡。從他那兒，我們學會瞭如何搭起一個情報機構的架子，如何分工，如果選擇敵人的薄弱環節等。沒想到他以後的結局很慘。他開始變得疑神疑鬼起來。這恐怕是特工這行的職業病，同時也與當時史達林時期蘇聯國內的政治氣候有關。他和東德情報局的局長阿克曼成了冤家。格勞爾懷疑阿克曼是間諜。後來，蘇聯不得不把他調回莫斯科。蘇聯情報機構的朋友不無尷尬地告訴我，格勞爾其實是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患有急性妄想狂症。當年，憑著高度的警惕性，他成為一個出色的情報軍官。今天，他卻淪為這種警惕性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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