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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畫家徐悲鴻。
蔡元培初到北大，進行改革，學校裡的舊學者極其不滿。北大最初開講元曲，有人便造謠說在教室裡唱起戲文來了，又因提倡白話文的緣故，又有人說用《金瓶梅》當教科書了。有些守舊學者更是直接在課堂中開罵。周作人就曾寫到當時情形：“別的人還隱藏一點，黃季剛最大膽，往往昌言不諱。他罵一般新的教員附和蔡孑民，說他們‘曲學阿世’，所以後來滑稽的人便給蔡孑民起了一個綽號叫做‘世’，如去校長室一趟，自稱去‘阿世’去。知道這個名稱，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馬幼漁、錢玄同、劉半農諸人，魯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見諸書簡中，（注：五四之後，蔡元培辭職，不久又回京主校。魯迅對此甚為關切，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聽說‘世’有可來訊息，真的嗎？”）成為一個典故。
當時的報紙上反響亦大，上海研究系的《時事新報》開始攻擊，北京安福系的《公言報》更加猛攻，由林琴南出頭，寫公開信給蔡元培，說學校裡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陳胡諸人。蔡答信說，《新青年》並未非孝，即使有此主張，也是私人的意見，只要在大學裡不來宣傳，也無法干涉。林氏老羞成怒，大有借當時實力派徐樹錚的勢力來加壓迫之勢，在這時期五四風潮勃發，政府忙於應付大事，學校的新舊衝突總算幸而免了。”
林紓等人公開向蔡元培的改革責難。因為陳獨秀的言論最為激烈，所受的攻擊也最慘酷。守舊派在思想觀念上攻不倒陳獨秀，便在陳的狎妓、“打場”（即與人同爭一妓而生糾紛）一事上大做文章。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曾說到，那時“北京御用報紙經常攻擊仲甫，以彼不謹細行，常作狹斜之遊，故報上記載時加渲染，說某日因爭風抓傷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輿論，因北大那時有進德會不嫖不賭不娶妾之禁約也。”對指向陳獨秀的此種攻擊，蔡元培本也是盡力迴護的。在回覆林紓的公開信中，蔡元培說：“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以無背於第一種之主張（按指學術自由、相容幷包）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豔之詩詞，以納妾挾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使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這裡，“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指辜鴻銘，“籌安會發起人”指劉師培，二者都是北大校園內守舊派的代表性人物，蔡元培舉出此二人來抵擋林紓等人對陳獨秀私德的攻擊，是很巧妙的。
1917年，辜鴻銘踴躍參與“張勳復辟”，被封為“外務部侍郎”，12天后復辟失敗，辜鴻銘只好又回到北京大學教他的英文，不過等待他的卻是激進的師生們送給他的一頂“復辟論者”的帽子。為了避免政治上的攻伐，校長蔡元培不得不公開發表言論為他辯護：“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
劉師培在辛亥前就投靠端方，叛變革命，甘願充當奸細，出賣同志。蔡元培惜其才，極力為之辯護：“劉申叔，弟與交契頗久，其人確是老實，確是書呆！”後劉師培又襄助洪憲帝制，為時人不齒，但蔡元培仍延請他在北大教書。
蔡元培看到《新青年》，非常喜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