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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晚上，我夢見了莫斯科。

那些年，我做著平凡的工作，每天上班下班簡單重複。我很少跟同事們說話，沒什麼共同語言。也有個別年齡相仿的，能說些關於電腦和影視的話題，僅此而已。至於和我一樣喜愛文學的只遇到過一個，年紀比我大了十幾歲，因為我在單位的電腦裡，發現了她打的古典詩詞。於是，我也經常暗中打幾段陸遊和辛棄疾的詞上去。

我連文藝小青年都算不上，因為不會裝逼。心情陰鬱就會激發傾訴的慾望‐‐自己是唯一的聽眾。從十八歲到二十歲，每星期悄悄寫三首詩。最早記錄在一本寶藍色封面的筆記本上，後來整個本子都寫滿了，換了好幾本黑麵抄。

認識卡佳老太太以前，我常去靜安區圖書館，在報刊閱覽室裡坐上半天，看詩刊，看收穫，看莫言的《三十年前的一次長跑比賽》。後來，思南路的頂層大屋就成了我的私人圖書館。

我在為前途而彷徨，擔心自己要困在一個平凡之地度過一個平凡人生。我害怕會像身邊那些成年人那樣，漸漸喪失靦腆，學會撲克牌和麻將，為了幾百塊錢或幾包年貨而爭吵，在別人替你安排好的航道里隨波逐流。

親愛的小東西，當你為這些而恐懼時，也許你還有機會，如果連恐懼都感覺不到，那才是完蛋！她這樣回答我。

於是，我給卡佳看了我所有的詩。

那天陽光燦爛而刺眼。我拿著寶藍色封面的筆記本，還有碎米飯粘著廢紙上的文字，發出濃鬱的黴爛氣味，交到她溫暖的手掌心裡。我的後背心在冒冷汗，害怕她會批評我，就像她直率的性格。什麼狗屁不通的玩意兒啊？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

果然，她淡淡地說，你沒有寫詩的天賦，可惜啊。1958年，在莫斯科的廣場上，每天都有人在唸詩，有人念普希金，有人唸白銀時代，更多地在唸自己的詩。我經常獨自藏身在人群裡，聽那些過分煽情的朗誦，偶爾也會遇到讓人終生難忘的句子，就像遇到讓你終生難忘的人。

那個人是誰？

卡佳面無表情地搖頭，翻到小本子中的一頁說，你看這首詩裡有許多敘事，說明你有說故事的才能，你可以試著寫小說。

我們認識一年了。偶爾，我會陪伴她去淮海路上的國泰電影院看電影；去共青森林公園的糙坪上野餐，就像《莫斯科不相信眼淚》裡的蘇聯人那樣。她的行動雖然遲緩，興致卻高得很，頭髮與衣服都特意打扮過。她拿出最好吃的罐頭，國產的酸黃瓜，在春天柳絮飛揚的小河邊，用俄語唱起我從未聽過的歌。在郵局的營業大廳裡，我常見到一個叫薛範的翻譯家，《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糙帽歌》等好多歌曲，都是被他翻譯成中文的。他是個拄著柺杖坐在輪椅上的小兒麻痺患者，我知道他是誰，卻從未跟他搭訕過一句話。而我就是那樣的人，靦腆到跟任何人說話都會臉紅。

但自從認識卡佳，我就變得開朗了些，至少敢與老太太開玩笑了。

坐在野餐墊上，看著上海難得晴朗的天空，卡佳說，如果我有兒子的話，我就叫他格奧爾基；如果我有女兒的話，我就叫她亞歷桑德拉。可惜，我既沒有兒子，也沒有女兒，更不會有孫輩……但我有回憶。

終於，她說出了那個人的名字。

1958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遊行。我在莫斯科電影學院的方陣，紅場上人山人海，剛過瓦西里昇天大教堂，隊伍全散了。我獨自坐地鐵回學校。莫斯科的地鐵很漂亮，但那天人很多，我在獵人商行站上車，擠在車廂裡喘不過氣。有人從背後拍了拍我，回頭看見一張中國人的臉。他很年輕，大概二十來歲，穿著樸素而簡單，就像個工人，手裡卻拿著本書。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