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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問道：「今人皆知國防之不可緩，然何謂國防乎？」在他看來，即使中國的海陸軍與日本並駕甚至超過日本，都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日本有盟國，盟國還有與國。想以增軍備救中國之亡者，「其心未嘗不可嘉」，但行不通。即使日本和歐洲國家二十年不發展，中國之軍力也不可能在此期間達到與之為敵的地步。所以，增軍備不是根本之計。「根本之計，在於增進世界各國之人道主義。」以目前言，中國所能做的就是以個人和國家的名義，「斥西方強權主義之非人道，非耶教之道」；同時「極力提倡和平之說，與美國合力鼓吹國際道德」。如果國際道德「進化」到重「不爭」的「人擇」程度，中國也就有了和平。
胡適敏銳地認識到日本的行為是以「西方強權主義」為思想武器的。他在下意識中也已暗示先秦中國思想實較當時的歐洲還更「進化」，但這一觀念似乎始終未能到達意識的層面。而且，胡適的這些觀念不論有多麼正確，他的解決之道也太多未知數：日本肯停下其行動來聽中國講人道和公理嗎？美國願意並能夠與中國「合力鼓吹國際道德」嗎？後來的史實證明胡適方案中這主要的兩點都是空想。
胡適認為遠東局勢的最後解決一定要建立在中日的相互理解與合作之上，但相互理解與合作絕非一方以武力征服另一方所能產生。[30]他在30年代重申此觀點時，進一步指出日本要征服中國不能靠武力，而必須征服中國人的心。結果引起輿論大嘩，為各方人士痛詬。其實胡適心靈深處，仍有黃白種爭的思想；他在30年代寫文章時心裡想的，應該也就是中日的相互理解與合作而已。但他的日記那時還未出版，一般人也沒有讀到他早年寫的東西，在日本侵略正急之時，當然不會想到胡適言外的深意了。關鍵在於，雖然相當多的日本人也公開主張或心中暗存黃白種爭的思想，他們卻並無中日合作的念頭，反而以黃白種爭的觀念來為其征服中國正名：中國既然已敗弱，日本就必須負起這一鬥爭中黃種方面的絕對領導責任。胡適與日本人的出發點不無共同之處，但他的方案的確只能是空想。
胡適對美國更是寄予厚望。他一向不喜歡拿破崙把中國比作睡獅，而主張不如比作等待愛情之吻的睡美人，並希望美國能充當那吻美人的角色。[31]但是，美國在處理國際關係之時，首先要考慮其實際的利益及其能力的範圍。當與其利益一致時，美國是可能願意與中國「合力鼓吹國際道德」的。但即便如此，美國是否能夠做到其所欲為，還要視各種因素的影響而定。一戰時對美國——特別是威爾遜政府——寄予厚望的中國人當然不止胡適，威爾遜也確曾努力想要實現其提倡的民族自決的原則；但他的「新原則」終於鬥不過歐洲的帝國主義「舊政治」，胡適和許多與他思想相近的人，也就不得不失望了。
而且，如果這些理想化的目的不能實現，中國當下應該怎樣對付日本的侵略呢？這一實際而具體的問題，胡適並未回答。其實，胡適心中有一說不出口的答案。他知道他所說都是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而且是「獨一無二之起死聖藥」。如果有人認為這太「迂遠」，則「惟有坐視其死耳」。換言之，中國眼下若與日本戰，則只有死。正因為這樣，他才專門講大同、人道與和平。「吾豈好為迂遠之談哉？吾不得已也。」中國不能打，胡適要學歌德，不得已而言長遠之計，一半也是聊以自解罷了。胡適後來說：「與韋女士談論最有益，以其能啟發人之思想也。」他這一次由半爭半不爭到完全不爭的轉變，就是在韋女士的步步「啟發」之下完成的。韋女士對她此次成功，顯然非常滿意。因為「女士知吾思想之變遷甚審，今聞餘最後之決心，乃適如其所期望，故大悅」。但是胡適之所以有這樣的轉變，並不是想取悅於女友，主要還是他早就認為中國無力抵抗日本。世界已成強權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