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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進一步揭示了胡適的世界主義或大同主義中的民族主義成分。胡適就「人群之推廣」指出：「自一家而至一族一鄉，自一鄉而至一邑一國。」這正是西人論民族主義起源最常說的話。但胡適意不止此。他說：「今人至於國而止，不知國之外更有人類，更有世界，稍進一步，即躋大同之域。」所以，「愛國是大好事，惟當知國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團體在。」也就是斯密斯（gold sith）所謂「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重要的是人類不僅僅是一團體，而且是一目的，道德理想主義的色彩在這裡特別明顯（康德和格林均同）。這樣，胡適就把中國「道高於國」的傳統觀念與現代自由主義的準則結合起來，構成了他以「世界的國家主義」為核心的大同學說。
三 祖國：你如何愛他
胡適知道愛國與愛主義有時會矛盾，他持和平主義的德國朋友墨茨，歐戰起而不願從軍，就遠避他國。胡適說他「非不愛國也，其愛國之心不如其愛主義之心之切也，其愛德國也，不如其愛人道之篤也」。但胡適也指出這正體現了墨茨只能是一個「理想家」。如果不能魚與熊掌兼得之時，胡適自己究竟愛那樣更甚，用他的話說，要等到國家危難時才知。他在1916年9月作的白話詩《他》中說：「你心裡愛他，莫說不愛他。要看你愛他，且等人害他。倘有人害他，你如何對他？倘有人愛他，更如何待他？」日記中說是因東方訊息不佳而做此自調，並加註說：「或問憂國何須自解，更何須自調。答曰：因我自命為『世界公民』，不持狹義的國家主義，尤不屑為感情的『愛國者』故。」可知其雖自命為世界公民，大致也像當年自命為新人物一樣，並不能完全認同理想上的世界主義。同時，也可知胡適雖愛國而有時做得像不愛，但發誓祖國有難時將體現其愛；最後更暗示若有別人愛，則自己或者寧可做些看上去不怎麼愛的事。[24]
在胡適看來，這裡面還有一些細微的區別：一個是心與行動的區別，心可甚愛，行動則不必一定參與。一個是參與是否能改變局勢的區別，如果不能，則如他的好友許怡蓀眼中高臥南陽的諸葛亮：「誠知愛莫能助，不如存養待時而動。」所謂待時而動，就是參與能改變局勢的時候，就要動。後來抗日戰爭起，胡適覺得他能起作用，也就參與了。不過，他自己也一直有要以不朽來報國獻世之心，故每引歌德的例子自安其心。歌德說，他凡遇政治大事震動心目，就全心全意致力於一種絕不關係此事的學問以收束其心。當一向主張和平不爭的韋蓮司也為戰爭所激動，因報名從軍未得批准而「感慨憤懣」時，胡適又將歌德的話轉贈女士，果然生效。[25]
在理想的層面，胡適或者真希望世界一家。他曾對本城一牧師說，「今日世界物質上已成一家」，並舉航海、無線電等為例；而世界「終不能致『大同』之治者，徒以精神上未能統一耳，徒以狹義之國家主義及種族成見為之畛域耳」。胡適自己就一向努力消除種族成見。他知道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但以為舉國皆苦力、洗衣工，不知何者為中國之真文明」。他到處演講的一個動機就是要「清除此種惡感」。[26]世界若真能一家，胡適就可脫離不甚高明的中國人之認同而成世界公民，當然也就不受「種族成見」的影響了。但一「家」與世界公民並非同一概念。一家也好，大同之治也好，這些詞語的使用說明胡適自己所持仍是中國觀念。而且他一向心細，事情要反覆想過。世界一家當然好，但現在實際尚未一家。胡適雖然以歌德自居，以安其心，還要能自圓其說，且眼下的危機也不能不顧，所以每不得不再進而自解。這一點在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起的中日危機上，表現得最充分。
早在1914年8月初寫的一篇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文章中，胡適就預感到戰爭可能波及中國。那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