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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對於弱者來說，除此又有何術？胡適心裡明白，他的「所謂拔本探原之計，豈得已哉！豈得已哉！」[32]

在這一年左右的時間裡，胡適的思想又已大變了好幾次。從為祖國辯護到看見中國社會體制的大病，再從認為中國的不爭思想不適合時代和世界到專以此思想來矯正西人競爭之說，其變化的幅度之大及其迅速和頻繁，都已可令人嘆為觀止。而他還自覺其「思想之變遷甚審」，可知這裡的「審」，主要是指思慮的周詳。胡適每轉變一次，都要試圖自圓其說，且努力使之系統化，所下功夫，確足以當「審」字。想其心目中的「不審」，還不知有多頻多快。胡適的善變固然是其個人特徵，但那段時間的中國甚至世界，都正經歷著翻雲覆雨、既快且頻的大變，胡適已是有意想「以鎮靜處之」者，餘人尚不知怎樣變化來「趕上時代」呢！而且胡適這些變化中，也蘊涵著不變，那就是他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深切關懷。仔細觀察，每次變化的後面，都可見那一層「不得已」的愛國心。所變者，不過是其表述、詮釋以及擬想中的解決之道罷了。

中日「二十一條」交涉起，胡適認為，中國之事，「病根深矣」。許多留美同學「不肯深思遠慮，平日一無所預備。及外患之來，始驚擾無措；或發急電，或作長函，或痛哭而陳詞，或慷慨而自殺；徒亂心緒，何補實際？」反失了「大國國民風度」。在同學會集會專論此事那天，他因事不能參加，先留一條子請會長代讀。上面說：「吾輩遠去祖國，愛莫能助，紛擾無益於實際，徒亂求學之心。電函交馳，何裨國難？不如以鎮靜處之。」結果，「會中人皆嗤之以鼻」。他的好朋友任鴻雋也說：「胡適之的不爭主義又來了！」這「又來了」數字，暗示了胡適的不爭主義一向不十分得人心，此時當然更加不受歡迎。他繼而在《留美學生月報》上發表一篇公開信，呼籲採取他所稱的「理智愛國」（patriotic sanity）的正確途徑，並重申：「吾輩遠去祖國，當以鎮靜處之，以盡學子求學之責。切勿為報章之喧囂所紛擾，致離棄吾輩之重要使命。吾輩當莊嚴、鎮靜、勿被擾、不動搖、安於學業。吾輩尤應自我預備，若祖國能渡此大難——對此餘深信不疑——乃推動其全面之進步；即或不能，亦可使祖國起死回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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