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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有許多學派、觀點、理論、流派，它們彼此之間經常進行論戰；對於與人們的經濟活動及其利益息息相關的經濟學來說，這是自然而然的，但在爭論過程當中，也出現了不少教條，而違背現實地頑固堅守這些教條會導致失敗和崩潰。
在政治經濟學中，幾個最重要學說的奠基者有大衛·李嘉圖、卡爾·馬克思，或者還有更接近我們這個時代的約翰·凱恩斯，他們這幾個人都不是教條主義者。“貨幣主義之父”米爾頓·弗裡德曼也不是教條主義者，在自己最後一本闡述貨幣理論新概念著作的序言中，弗裡德曼重複了馬克思和列寧的話：“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不過，馬克思和弗裡德曼的狂熱追隨者們卻對此視而不見，他們不能也不想更改自己導師的理論和公理，或是對這些公理的簡單化解釋進行任何改變。馬克思曾這樣評價那些自稱是他的學生的人：“如果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話，那就意味著我自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不過，諾貝爾獎的獲得者米爾頓·弗裡德曼稱蓋達爾和丘拜斯是“貨幣主義的雜種”，在這裡，他指的是蓋達爾和丘拜斯的經濟和思想學說非常膚淺。
在蘇聯政治經濟學裡，教條主義眾所周知。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法律上，前蘇聯都不允許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僱傭勞動和其他所有與私有制密切相關的生產關係和經營形式的存在。此外，諸如我們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剝削和利潤的本質、對計劃和市場的關係、對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的作用、對大生產和小生產的認識和理解也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教條主義的泥潭。今天，在俄羅斯共產黨的綱領性檔案中仍然存在著對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本質的許多教條主義認識。在公正地批評現代俄羅斯真實情況的同時，俄共的刊物不僅將20世紀70年代、而且還將30年代的蘇聯現實做了一番美化。
但是，目前還沒有出現任何可以取代蘇聯政治經濟學的、建立在分析後蘇聯時期現實基礎之上的俄羅斯新經濟學說。作為蘇聯前輩的繼承人，對1992～1998年俄羅斯政府決策產生最大影響的改革派經濟學家也證明自己是一些教條主義者。作為國民經濟活動的實踐者，他們也很不成功。
透過這些理論家和實踐工作者的艱苦努力，俄羅斯形成了混雜著各種各樣原則、還無法認知其科學性的經濟和經營體制。無論是改革派經濟學家們本身，還是法律專家、寡頭和西方專家們，都無法理解俄羅斯經濟生活中所產生的一些自發過程。最近幾年裡在託木斯克市、沃爾庫塔市、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市、克麥羅沃市、莫斯科市、列寧格勒州以及下諾夫戈羅德市等地所發生的訴訟表明，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只法律專家，而且還有各種股票、債券、票據和其他有價證券的持有者本身也難以理解，哪一些財產屬於他們所有？怎樣支配它們以及對它們有何種期望：是贏利還是虧損？是公正的執法者還是找上門來的殺手？
開始於2000年底、圍繞古辛斯基和別列佐夫斯基欺詐案的司法訴訟，就在這兩位前寡頭的股票及財產性質和數量問題上混亂不清。從法律上來說，今天的一些俄羅斯大公司、集團和礦藏屬於境外某一個太平洋小島上註冊的公司。可能，人們只能在荷蘭和塞普勒斯的法律事物所才找得到一些大公司或集團的真正所有者。但是，也有一些工廠、礦山、中介事物所，它們的法人地址也讓人摸不著頭腦。在這裡，我不想談及那幾千家經過這樣或那樣的商業運作之後，在註冊了不到兩三天就消失的公司。從正式出具的收入申報單上，人們不僅根本無法弄清楚古辛斯基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