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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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明白過來。事實上，早在100多年前，俄羅斯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伊萬·伊萬諾維奇·揚茹爾（1846～1914）就寫過一本《信任是生產的最重要因素》的著作。商人和實業家之間的相互信任、人們對金融機構和權力機關的信任、對改革政策和所有權的信任——所有這一切問題不僅屬於政治範疇，而且也屬於經濟範疇。
一般而言，只有民主體制在贏得大多數人民支援的情況下它才可能是穩固的。當普通民眾認為執政者都是“騙子”的時候，在經濟學家承認俄羅斯確實存在著“誰也不相信誰”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的情況下，不可能期望經濟形勢出現好轉。像以前一樣，居民將自己掙來的美元藏在家中，中小商人繼續隱瞞自己的實際收入水平，而大商人——將賬戶開設到國外銀行。恰恰是由於失去了蘇聯公民的信任這一主要原因，才導致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
好不容易，1989～1991年的鮑里斯·葉利欽贏得了俄羅斯大多數居民的信任，但這種信任卻又在1992年上半年喪失殆盡。那個被稱為“休克療法”的整個改革綱領並沒有顧及到人民的理解和信任，而是完全仰仗葉利欽所取得的為期十二個月的特命全權體制得以施行下去。沒有進行過任何公開爭論，葉利欽就以總統令的方式實施了那個將俄羅斯推上“不歸路”的最激進的改革措施。
瑞典教授、外交家安德斯·奧斯隆德曾經領導了蓋達爾的顧問團，就連他也這樣解釋俄羅斯所確定的改革戰略：“在東歐各國中，結構性改革形形色色，而且規模都不小，但是，俄羅斯結構改革的規模更大。我曾預計，俄羅斯工業生產的下降幅度可能在35％～40％之間，這意味著比波蘭還要高。人們可以用多種理由來解釋為何要進行這種激進的改革。從政治角度看，當社會充滿迷惘情緒以及各個利益集團還無法完全評價出自己的得失何在之時，透過一攬子激進改革措施可能效果更好一些……快速以及密集型打擊是必要的。” 甚至這些人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援。
切爾諾梅爾金和基裡延科政府沒有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也是他們沒有贏得人民的信任，而只有普里馬科夫政府成功地將俄羅斯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度大大提升了，從而使政府得到了民眾長達8個月的支援。在這裡，阿·丘拜斯在“統一動力公司”的改革很有代表性。這場改革的動機和目標是，透過將外國投資吸引到這一領域中來提高其效率和競爭力。但是，當丘拜斯剛一宣佈進行改革，“統一動力公司”的股票價格立即跌去了2/3，使公司資產縮水了幾十億美元。有誰還打算將錢投向這家公司呢？國家杜馬實質性地改變了電力系統的改革方案和時間。顯而易見，在缺乏對丘拜斯穩固信任的情況下，俄羅斯社會不允許再進行大規模的改革實驗。
弗拉基米爾·普京更能贏得公民對政權機關的信任，這是俄羅斯新總統最成功之處。在致聯邦會議的總統國情諮文中，普京闡明：“建立在國家和社會之間公開和誠實關係基礎之上的政治將保證我們避免重犯以前的錯誤，它是一個全新‘社會契約’的基本條件。”
普京在經濟上的兩難抉擇（11）
這是一項我們曾多次提到的任務，也是在20世紀俄羅斯領導人沒有能夠完成的任務。但是，如果不能解決這一任務，俄羅斯就無法在新的21世紀取得成功。
避免激進主義和教條主義
不能將經濟學歸入精確科學的範疇之內，經濟規律並不是普遍存在的，也不會同物理定律那樣一成不變地發揮作用。眾所周知，從1968年開始，諾貝爾委員會也為在經濟學領域做出突出貢獻的學者授予諾貝爾獎。不過，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者基本上都是應用經濟的代表，而非基礎經濟學的代表。
在經濟學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