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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梁等均為政府中的要員，悉知簽約的內幕。袁如有賣國行為，他們後來反袁時，不可能不加以利用，作為起兵的重要根據。
在歷史人物與事件的評論中，一般史家或世人往往患有一種&ldo;局外虛驕症&rdo;，其症狀為，在並不詳盡佔有、分析可靠史料的情況下，同時不抱有&ldo;同情&rdo;(即設身處地)的態度，而動輒指責、抨擊他人不遺餘力，譬如甲午戰爭時的翰林院學士、都察院御史們對李鴻章的指責。這種動輒義憤填膺一番，時時批評別人&ldo;賣國&rdo;者的虛驕，即緣於他們是局外人，可以放言高論，而又不必承擔任何責任。實際上，國家存亡續絕的千斤重擔若撂在他們肩上，這些人的表現殊難逆料，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他們的表現會比李鴻章、袁世凱差得多。所以自古就有&ldo;清談誤國&rdo;的說法，指的就是這般文人。
我們現在看到伊拉克任憑外國檢查搜尋，國家幾乎全無主權可言。什麼叫做&ldo;人為刀俎，我為魚肉&rdo;?看看伊拉克就知道了。沒辦法，誰讓它發動戰爭，最後成了戰敗國呢?沒有割地賠款已經是便宜了。半個多世紀前的中國，比今天的伊拉克強不到哪裡去。明知道打不過人家，怎麼辦?抵抗必然失敗，隨失敗而來的是割地賠款，其損失比和平妥協要大得多，甲午、庚子已有前車可鑑。談判，對方絕不肯空手而歸，必得作出讓步，讓人家攫取相當的權益。在此局面下，只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走妥協讓步的路子，這樣尚可贏得喘息時間，徐圖恢復。所以屢戰屢敗、積弱積貧的中國，在當時那個年代，外交上只有一條路可走：忍辱負重，以待將來。不僅晚清政府如此，北洋政府如此，後來的國民黨政府也是如此。這種屈辱和痛苦，不是當事人者是難於體會的。1931年&ldo;9?18&rdo;事變，張學良下令不抵抗，舉國都罵他是&ldo;不抵抗將軍&rdo;。有了這段當事人的經歷，他的感受就不一樣了。後來(1936年3月28日)他在南遷西安的東北大學講演時，感慨地說：&ldo;當年袁項城應許二十一條時，我是學生，一腔熱血，誓死反對;及至二十年後我執政，還不如人家70。&rdo;
在當時舉國的嘲罵聲中，只有《大公報》上王芸生寫的一篇社評為張說了公道話。王芸生是著名的報人，也是一個對近代中日關係有著深湛研究的學者，他所著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直到今天，還是研究中日關係的必讀書。這篇社評基於對中日關係的深刻了解，對張學良當時的處境抱有同情，以至於六十年後，張氏還記憶猶新：
&ldo;九一八&rdo;之後，我最佩服的是《大公報》上寫的一篇社評，好像是王芸生什麼人寫的。……我最佩服這篇文章啦，好像我在哪兒還收藏著它。不是當時看見的，是後來不知什麼時候看見了這篇文章。它主要的觀點是說，關於&ldo;九一八&rdo;，無論何人是張學良，他也一定是要這樣辦的。他這話真是說到我心裡去了。
這篇文章說得太長。它說，歷史上的事情，中國和日本出了問題的時候，都是採取這種措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說無論是誰，處在當時張學良那地位上，也得這樣辦。所以，他評論說，只有設身處地知道那個環境的人，說出來的話才能公道。《大公報》這個社論，就設身處地地想了。他說旁的話我都忘了，記不住了，要緊的一句話，就是不僅僅是張學良，任何人，如果當時處在那個地位上，他也是這樣辦。我很佩服這句話。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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