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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生自己在《雜拌兒》序裡說：
①讀如散——文學與純文學相對，較普通所謂散文，意義廣些——駢文也包括在內。……明代的文藝美術比較地稍有活氣，文學上頗有革新的氣象，公安派的人能夠無視古文的正統，以抒情的態度作一切的文章，雖然後代批評家貶斥它為淺率空疏，實際卻是真實的個性的表現，其價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對於著作的態度，可以說是二元的，而他們則是一元的，在這一點上與現代寫文章的人正是一致，……以前的人以為文是〃以載道〃的東西，但此外另有一種文章卻是可以寫了來消遣的；現在則又把它統一了，去寫或讀可以說是本於消遣，但同時也就傳了道了，或是聞了道。……這也可以說是與明代的新文學家的——與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雖然並沒有去模仿，或者也還很少有人去讀明文，又因時代的關係在文字上很有歐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顯的改變。
這一節話論現代散文的歷史背景，頗為扼要，且極明通。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舊來的散文學裡，確是最與現代散文相近的。但我們得知道，現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響，還是外國的影響；這一層周先生不曾明說。我們看，周先生自己的書，如《澤瀉集》等，裡面的文章，無論從思想說，從表現說，豈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裡找得出的？——至多〃情趣〃有一些相似罷了。我寧可說，他所受的〃外國的影響〃比中國的多。而其餘的作家，外國的影響有時還要多些，像魯迅先生，徐志摩先生。歷史的背景只指給我們一個趨勢，詳細節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說了外國的影響，歷史的背景並不因此抹殺的。但你要問，散文既有那樣歷史的優勢，為什麼新文學的初期，倒是詩，短篇小說和戲劇盛行呢？我想那也許是一種反動。這反動原是好的，但歷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它們支援了幾年，終於懈弛下來，讓散文恢復了原有的位置。這種現象卻又是不健全的；要明白此層，就要說到本質的原因了。
分別文學的體制，而論其價值的高下，例如亞里士多德在《詩學》裡所做的，那是一件批評的大業，包孕著種種議論和衝突；淺學的我，不敢贊一辭。我只覺得體制的分別有時雖然很難確定，但從一般見地說，各體實在有著個別的特性；這種特性有著不同的價值。抒情的散文和純文學的詩，小說，戲劇相比，便可見出這種分別。我們可以說，前者是自由些，後者是謹嚴些：詩的字句、音節，小說的描寫、結構，戲劇的剪裁與對話，都有種種規律（廣義的，不限於古典派的），必須精心結撰，方能有成。散文就不同了，選材與表現，比較可隨便些；所謂〃閒話〃，在一種意義裡，便是它的很好的詮釋。它不能算作純藝術品，與詩，小說，戲劇，有高下之別。但對於〃懶惰〃與〃欲速〃的人，它確是一種較為相宜的體制。這便是它的發達的另一原因了。我以為真正的文學發展，還當從純文學下手，單有散文學是不夠的；所以說，現在的現象是不健全的。——希望這只是暫時的過渡期，不久純文學便會重新發展起來，至少和散文學一樣！但就散文論散文，這三四年的發展，確是絢爛極了：有種種的樣式，種種的流派，表現著，批評著，解釋著人生的各面，遷流曼衍，日新月異：有中國名士風，有外國紳士風，有隱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寫，或諷刺，或委曲，或縝密，或勁健，或綺麗，或洗煉，或流動，或含蓄，在表現上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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