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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恩准，不日將出任杭州的通判之職。但是，赴任前要先到陳州與蘇轍一家團聚一段時間，計劃到九月天氣涼爽下來之後才動身赴杭州任，等等。
動身前，得知筠州（今江西省高安、宜豐、上高等市縣地）人劉恕要回家鄉出任監南康軍酒，蘇軾寫詩送之。
這位劉恕，字道原，也是一位官二代，同時也是一位反對王安石變法的鐵桿，與蘇軾兄弟同是一條戰線上戰友。其父名劉渙，字凝之，歐陽修的同學（同科進士），初為潁上令，後因剛直不屈，棄官而去，歸隱廬山三十餘年。
就是這樣一位官二代，篤好史學，上下數千年的歷史，座上不翻書即可對答如流。以至於司馬光老先生在編寫《資治通鑑》之時，英宗讓司馬老先生挑選人才，司馬公對英宗說，我們的館閣之中，人才是不少，但是專精史學者，我就選劉恕一人而已。
在協助《資治通鑑》至書成之後，司馬光數次推舉劉恕的居功至偉，但是劉恕卻英年早逝了。死前家中一貧如洗，卻不肯向別人索取一分一毫。冬日裡家中無一禦寒的用具，司馬光得知後派人送去棉衣被褥，但都被劉恕悉數封還。後來，已告歸南康的劉恕遙隸局中，為了與司馬光面商修書事宜，於熙寧九年(1076)不遠千里，又風塵僕僕前往洛陽。
在此前南歸的途中，劉恕不幸遭母喪，悲痛欲絕，兼之一路風寒，不久就得了風攣疾，右手足偏癱。
可病魔並不能奪去他著作史書的堅強意志。雖臥病在床，仍然“苦學如故，少閒，輒修書，病亟乃止。”除負責所編的《通鑑》長編未完稿外，原計劃撰寫的《通鑑後記》也沒完成，便齎志而歿了。
這是後話。
劉恕原先與王安石也曾有過交情，後來王安石執政時，劉恕尚在館閣中任職。王安石本打算讓劉恕出任條例司，但劉恕卻堅決地回絕了。
劉恕曾批王安石道，天子把國家的大政方針交付給他來施行，本來就應該先恢復和弘揚先古的堯舜之道，而他卻改弦易張、背道而馳，把利益放在了首位。
那時候，王介甫權勢震天、不可一世，多數人都不敢得罪他，而劉恕卻氣憤不已，當面去向他理論，說他的新法多麼的不合時宜、不得人心，並勸他早日恢復舊制廢除新法。以至於王安石被氣得面色如鐵，劉恕卻毫不在意。在人多的場合，明知有王安石的門生在側，也是暢所欲言、無所顧忌，最終便與王安石絕交。
劉恕也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師難留，便請求到南康(今星子)監酒稅，歸養自己的父母。
這次的歸覲南康軍，乃是劉恕以歸鄉侍奉老父親的名義，向朝廷求了個監南康軍酒的差事，遠離朝廷的無奈之舉。
監酒稅，宋代針對於酒的生產和貿易制定的相關稅收，對酒實行禁榷和專賣而設定的職位。三京之地由官府造麴賣與人釀造，購買曲貨多者，準令開店酤酒，三年為期，三年期滿再以購貨多者承替。宋代官府也在城內建務釀酒官賣或縣鎮鄉間由民自釀，官府徵稅。
話歸正題。
當蘇軾得知劉恕的任命後，作為同道兼知己，一口氣寫下了一首十四韻的送別詩。
在當時的政壇之下，三十六歲的文化人蘇軾正是年輕氣盛的年齡，面對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在詩中指桑罵槐的心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詩中，蘇軾將王安石比作是漢代的酷吏張湯，用孔融比劉恕，“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輕張湯”（《送劉道原歸覲南康》）。
日後，蘇軾的這首詩被人告發，說蘇軾是借史事來詆譭王安石，不過，這些有感而發的詩作，也確實給蘇軾的政治生涯帶來了危機，以至於後來遭受的牢獄之災。
後世處於統治階層的紀曉嵐先生，每每讀到蘇軾的這些所謂的“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