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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遊，幸而他找到了那些詩句，於是趕緊抄錄了下來。
南溪之南的竹林中，蘇軾又新構築了一座茅堂，因茅堂深藏竹林深邃處，因而題名“避世堂”。這時，成都知府韓絳（字子華）又推薦蒲誠之接替蘇軾此時的職務，這正是蘇軾求之不得之事，可是最終卻沒有辦成。
八月間，王安石之母病逝，蘇老泉並不前往弔唁，而是在這時候還作了一篇《辨姦論》，以諷刺王安石。
六年後的熙寧二年（1069），宋神宗命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對。保守派為打擊王安石，傳出了這篇文章，並以死去的蘇洵署名，藉以顯示蘇老泉早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就“見微知著”，預見到他“得志必為奸”。
《辨姦論》是否是蘇洵所作，學術界有不同的觀點。此論先抬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萬事均可“見微而知著”，預測規律，作為理論基礎。把《辨姦論》全文連貫起來看，在寫作目的上，作者確有所指，而所指的具體人物，作者又未點明，我們也沒有必要進行煩瑣之考證。僅就立意謀篇上來說，本文確屬古文中的名篇。
同科進士張琥，字邃明，又名張璪，滁州全椒人（今安徽滁州市轄縣），後為鳳翔府戶曹參軍（專管戶籍），蘇軾曾做過一篇《稼說》送他。這兩天，張琥在歸家之前專程來看望蘇軾，血氣方剛的蘇軾有感於當時士大夫中滋長著急功近利，淺薄輕率的風氣，因而特地寫了此文送給張琥，並願與之共勉。
蘇軾用自己的學習實踐和親身經歷，進一步說明做學問千萬切忌自得自滿、追求虛名，要去專心學習，只有做到“博觀而約取”，使自己具有豐富精粹的知識基礎，用起來才會感到綽綽有餘，從容不迫。這就是“厚積而薄發”的道理。
最後，蘇軾還託張琥把這個觀點也轉告其弟蘇轍，看似閒筆，而意在表明這確實是他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
太守陳希亮在府衙的後圃築臺，自名為“凌虛”，命蘇軾寫篇記文。
由於帶著對太守陳公弼的不滿，蘇軾抓住了這一機會，特意作了篇《凌虛臺記》，狠狠地嘲諷了陳太守一番。就連後世的楊慎都認為：《喜雨亭記》，全是贊太守；《凌虛臺記》，全是譏太守。《喜雨亭》直以天子造化相形，見得有補於民；《凌虛臺》則以秦漢隋唐相形，見得無補於民，而機局則一也。
其實蘇軾的本意就是說，昔日的荒草野田，今日的凌虛臺，這是由無生有；今日的凌虛臺，明日的荒草野田，這又是化有為無。興廢成毀交相迴旋，無窮無盡，誰都不能知曉。還由近及遠，從眼前的凌虛臺延伸到漫長的歷史。把秦穆公祈年橐泉、漢武帝長楊宮、五柞宮、隋仁壽宮、唐九成宮的興盛與荒廢赫然放置在凌虛臺的面前。兩相對比，百倍於凌虛臺的宮胭如今求其破瓦頹垣猶不可得，凌虛臺的未來也就自不待言了。
總之，說白了就是在告誡太守陳公弼：如果有人想要以高臺誇耀於世而自我滿足，那就錯了。世上確實有足以依憑的東西，但是與臺的存在與否是沒有關係的。
誰知陳太守讀完記文，知道蘇軾是因為自己曾大肆塗改過蘇軾的文章而心存不滿，在此實有譏諷之意，然陳太守“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著實是贊其才也。
治平是北宋時宋英宗趙曙的年號，共計四年。
“治平”語出《抱朴子》:“又於治世隆平，則謂之有道，危國亂主，則謂之無道。”
趙曙繼位之後，任用舊臣韓琦等人，仍沿襲祖制，也與遼國和西夏沒有發生過戰爭。
趙曙在未即位前就已聽說過蘇軾，且十分仰慕。即位後，趙曙本想按照唐朝的慣例將蘇軾召入翰林院，授予他知制誥職務。但宰相韓琦卻說:“蘇軾是能成大器的，今後必然會被皇上所重用，只要朝廷好好栽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