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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二弟的到來，魯迅大概還要孤獨地一人鑽進古文化的世界裡。周作人到北京之前，魯迅沒寫過一篇真正意義上的文學作品，除了公務外，他幾乎把精力都放到沉於過去的冥想裡。那是灰色的，近於絕望的日子。在佛經、野史中麻醉自我，實在是無奈的選擇。二弟的到來，至少在生活內容上，給他帶來了一種人倫的快慰。此後不久，兩人攜手共同開始了新文化事業，那已是後話了。
魯迅一生最寂寞的光陰，是他於紹興縣館獨住的日子。那時唯一喚起他世俗之樂的，大概也只有家庭。對母親、弟弟以及侄子們的厚愛，是他苦寂的心靈的一絲光亮。他是愛周作人的，此後的幾年，他又多了談天的快樂，終於可以和弟弟共同討論學術問題。&ldo;五四&rdo;前後，兩人在思想啟蒙上的一致性，我想與在紹興縣館期間同甘共苦，有一定關係。彼此的交流與滲透，形成了對中國封建王朝陳腐性的共識，其批判力度之大，之強，後世難有匹比者。魯迅一定程度藉助了二弟廣闊的知識背景，二弟也發揮了哥哥張揚人道個性的長處，兩人相依為命，同舟共濟之狀，從文字中是可以清楚地看出來的。
檢視魯迅日記，我發現兄弟同住的日子裡，可追憶的事情，二人後來卻很少談及。周作人曾簡單談過魯迅那時的衣食起居狀況，但對他們於書趣中得到的人生啟示，殊少勾勒。我覺得，1917年直至1919年底，兩人與社會的交往，以及購書、訪書、整理舊典籍的活動，很值得研究。這是二人一生中重要的轉變時期。如果不是發生了五四運動，不是《新青年》發起了新文化的運動，他們潛心治學的苦寂日子，或許會更長一些，也未可知。魯迅日記多次記載了與二弟同去訪書的過程，很有在東京求學時的雅趣。但同時，還記載了與各種友人的頻繁交往的事情。大概也就是在這一時期，錢玄同與二週的往來甚多，幾乎不幾日一見面。那時錢玄同正在編《新青年》雜誌，他的到來，使補樹書屋的氣氛變得活躍起來。錢玄同是他們在東京時代的同學，辛亥革命後調浙江省教育專署任科員，視學，1913年後到京，先後在北京高師附中、北京大學、北洋高等師範學校任教。錢玄同很佩服周氏兄弟，認為就學問而言，二週是出色的。可他每夜來紹興縣館，看他們埋頭學問的樣子，便長嘆不已，覺得倘將精力放於社會工作，諸如創作、啟蒙宣傳等，會更好一些。錢玄同在補樹書屋，有時一呆就到後半夜，談學問，講時局，那熱情，我們從二週日記中，差不多可以領略大概。周氏兄弟與錢玄同在治學上，有許多相似的看法，比如文字改革，提倡白話等等，雙方幾乎如出一轍。在對舊文化的看法上，亦多相近的觀點。朋友們在一起談天，快慰是不用提的，彼此的啟發，或可說是最難忘的。也就是在這一時期，周氏兄弟被友人推到了新文化的園地，沉悶多年的魯迅、周作人，開始為《新青年》撰文寫稿件了。
1918年4月2日，魯迅創作了白話短篇小說《狂人日記》，此後便一發而不可收。在紹興縣館的兩年時間內，發表了50餘篇作品。其中《孔乙己》、《藥》、《明天》、《一件小事》、《我之節烈觀》、《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等均寫於這裡。周作人也寫了大量的文章，其中包括譯文、雜感、論文等。最有名的，是發表於《新青年》的《人的文學》，以及《每週評論》上的《平民文學》等。從1918年到1921年，兩人僅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文章，就有100多篇。這個數量可謂不少，其中周作人的一些文章，仍是被魯迅修改後才發表出去。周作人的雜感文，有的也以長兄的名義見諸刊物。我們如今讀二人那時寫的文章，可以感到，二人的思想已很成熟了，在新文化園地裡，二週文字之美，思想之鋒銳，是當時同輩人中少有的，說他們為那時啟蒙先鋒人物，並不為過。錢玄同、劉半農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