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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族們暗中勾結，策劃陰謀，對英宗的新政百般阻撓和破壞。終於，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他們悍然發動了震驚朝野的南坡之變。可憐的英宗還未來得及施展更多抱負，就慘死於這場血腥的政變之中。
這一事件生動地詮釋了那句古話——“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儘管英宗擁有卓越的治國理念，但由於貴族階層的自私自利和愚昧無知，他的美好願景終究化為泡影。這位年輕有為的君主就這樣帶著未竟的事業含恨離去，實在令人扼腕嘆息！
忽必烈在成功建立元朝之後，確實起用了一部分漢臣，並嘗試著推行某些漢法。然而，當時身處蒙古貴族為主導的大環境之中，能夠全面深入地理解並欣然接納漢文化治國理念之人可謂鳳毛麟角。
以推行重農政策為例，儘管忽必烈本人深刻認識到發展農業對於一個國家繁榮昌盛所起到的關鍵作用，並且積極推動相關政策的實施，但眾多蒙古貴族卻依舊秉持著傳統的遊牧思想觀念，他們對於發展農業這件事情不僅缺乏理解，更是表現出明顯的不支援態度。
這便猶如老子曾經所言那般，忽必烈心裡清楚得很，像發展農業等等這樣有利於國家穩定和富強的舉措，實際上是非常容易被知曉以及付諸實踐的，它們屬於那種“甚易知，甚易行”之事。可惜的是，即便如此淺顯易懂且易於施行的道理，仍然有大量的人無法真正明白其中深意，更難以將其轉化為實際行動，從而導致這些原本應該造福國家和民眾的良策難以得到有效落實。
清朝
在清朝乾隆初期那個風雲變幻的時代背景下，有一位名叫孫嘉淦的大臣挺身而出，向乾隆皇帝呈上了一篇名為《三習一弊疏》的重要奏疏。這篇奏疏猶如一道劃破黑暗夜空的閃電，照亮了當時朝政的種種弊病和隱患。
孫嘉淦在奏疏中深刻地指出，身為一國之君，極容易養成三種不良習慣。其一便是喜歡聽阿諛奉承的好話，久而久之便會對那些直言進諫之人感到厭煩；其二則是習慣於自以為是，認為自己的見解永遠都是正確無誤的，從而難以接受他人的意見和建議；其三乃是沉迷於過往的成功經驗，變得固步自封，不願再去嘗試新的事物和方法。
而這三種習慣一旦形成，就必然會導致一個嚴重的弊端——那就是“喜小人而厭君子”。因為善於諂媚討好的小人往往能夠投其所好，滿足君主的虛榮心，而正直敢言的君子卻常常因直言不諱而觸怒龍顏。如此一來，朝堂之上奸佞當道，忠臣良將備受冷落排擠，國家的前途命運也就堪憂了。
這篇《三習一弊疏》所闡述的道理淺顯易懂，對於君主如何修身養性、治理國家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可以說是“甚易知，甚易行”。然而，正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由於人性本身存在著諸多弱點，使得君主們要想真正克服這些不良習慣，做到虛心納諫、親賢遠佞並非易事。即便是在朝堂之上，那些能夠透徹理解並切實踐行其中道理的官員也是鳳毛麟角，這恰恰反映出了“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的可悲現實。
曾國藩與左宗棠之間的往來互動可謂充滿波折與戲劇性。曾國藩這位歷經風雨、飽經滄桑的人物，在遭遇一系列挫折之後，並未一蹶不振或怨天尤人，而是以驚人的自省精神開始深刻地反思自身。他逐漸意識到人際關係中的重要性以及自身可能存在的不足，於是毅然決然地採取行動，主動去修補與左宗棠之間已然產生裂痕的關係。這種行為充分彰顯出他對於為人處世之道的深邃領悟，並透過實際行動予以積極踐行。可以說，曾國藩的所作所為，乃是對某種高深莫測卻又至關重要的“道”的敬畏與追隨。
然而，左宗棠這邊的情況則有所不同。最初，左宗棠對曾國藩毫不留情地加以指責和誤解，言辭激烈且態度強硬。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左宗棠回首往事並審視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