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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產國際學校，我還遇到了未來的妻子埃米&iddot;施騰策。我從未見過像她這樣全身心投入政治工作的女性。她的父親施騰策曾是德國國會議員，1933年在達豪集中營被納粹殺害。她如此忘我地工作是為了給父親報仇。我倆剛認識時，她有一位西班牙男友。我們的相愛始於離開學校之後在莫斯科的重逢。我非常喜歡她獨立的性格和堅強的意志。她的童年很不幸。30年代時，她的母親在一次對涉嫌從事反蘇活動的外國僑民的大搜捕中被捕（後來被釋放）。埃米從小在伊萬諾沃這個工業城市的一所孤兒院裡長大。生活的磨礪練就了她的這種性格。

布萊希特在給妻子的信裡談到倆人之間始終存在的&ldo;第三因素&rdo;，即他倆共同的政治理想，以及它在夫妻關係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如今人們對這種看法似乎不屑一顧。但在一個人有可能因政治信仰坐獄或掉腦袋的年代裡，共同的信仰成了生活中維繫感情和思想交流的不可缺少的紐帶。儘管我與埃米在結婚將近30年後離婚，以後又結過兩次婚，她始終是我的一位知音，並且透過管理柏林我父親的檔案館一直與我們全家保持聯絡。

1943年5月16日，我的生活又發生一次突變。這天，我們一進教室就看到黑板上赫然寫著：鑑於納粹僕從國與熱愛自由國家的情況迥異，共產國際及其學校將予以解散。毋庸諱言，這一決定背後有政治背景。解散共產國際是史達林和西方盟國達成的妥協。西方把共產國際看做是在他們的老窩裡煽動革命的一個危險組織。

我分配的時機極其幸運。前一批畢業學員肩負與抵抗組織取得聯絡的使命被空投到德國，卻不幸中了第三帝國反諜報機構的圈套。德國的反諜報機構一直冒充抵抗組織與蘇聯保持無線電聯絡，而蘇聯當局對此信而不疑。結果這批學員盡數落入蓋世太保和軍事反諜報機構的手中，全部罹難。他們的犧牲使我們這批人倖免於重蹈覆轍的厄運。我們於是被分配到附近一家農莊裡，搞機械維修，兼管給白採爾科維河上的駁船卸貨。

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仍然令我們吃驚。老師不是總說，共產國際是永恆的，是共產黨的最高形式嗎？但平時受到的教育都是讓我們不加懷疑地絕對服從命令。我們已經習慣於把黨的一切命令看做是正確的。於是，我們耐心等待新的指示。

也許因為父親是知名作家的緣故，我被分配到德國人民廣播電臺任播音員兼評論員。黨的領導人覺得我適合幹這一行。該電臺是莫斯科廣播電臺中德國共產黨的喉舌。於是我回到莫斯科。20歲那年，我轉為正式共產黨員，並參加了在盧克斯飯店威廉&iddot;皮克房間裡舉行的各次會議。皮克後來成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這家飯店在外國共產黨人遭清洗的日子裡曾處在風口浪尖上。正是在這兒，我還認識了戰後成為東德國家領導人的烏布利希和其他人。

與此同時，埃米被派往前線，透過麥克風用德語向德軍喊話，對敵展開心理戰。她手持話筒沿著敵人的戰壕走來走去，告訴德國士兵，戰爭很快就要結束了，呼籲他們繳槍投降。1944年9月24日，她在戈梅利受重傷。由於擔心再次分手會是永別，我們舉行了婚禮。然而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裡，我倆始終天各一方。

翌年5月，終於迎來了勝利。法西斯德國被打垮了！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和父親與莫斯科街頭的人群一起歡呼雀躍的情景。康尼此時已在德國。他參加了攻克柏林的戰鬥，並因作戰英勇榮獲六枚勳章。他寫信給我們說，盼望在德國團聚。我開始收拾行裝。在共產國際學校的時候，人人都知道，送我們來這裡學習就是為了將來盟國最終戰勝法西斯之後把我們派回德國。現在，這一時刻已經來臨。

第三章 史達林的學生

離開德國到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