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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羅是合適時代在正確的位置上的當然人選。這位雅緻的人擔任著一份當時不算雅緻的工作。此人純屬世上少見，他像謎一樣撲朔迷離。他的崛起異常雄健，以至於迄今仍然不為人所遺忘。他的事跡在許多方面恰似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廣播的新聞一樣，今天仍不會被人遺忘一樣。他易於害羞，面容痛苦，與人談話往往侷促不安。不過他極善於抑制感情，像發報機一樣靈敏。他的影響超越大洋兩岸，沒有任何一個人像他那樣使廣播事業更受後代那些才氣過人的廣播家們的敬佩。由於他的貢獻，以至於二十年後，在廣播仍然大受敬重而電視聲名不佳之時，他毅然涉足電視，使其一下名聲大振，在新聞界取得了合法地位。他不像一名新聞界人士，倒似一位教育家，利用自己的職業和技術，在美國從昏昏欲睡，景況蕭條的孤立國家轉向主要的國際超級大國的過渡階段教育了全國，隨著美國羞怯地、緩慢地步入更廣闊的世界，終於發現自己竟是超級大國。如果說他在以後的國內政治程序中專門報導這一新的國際角色的成效，如果說他在這一題材上震驚了上司，使自己在成為眾矢之的的同時又是新聞傳播者的話，那是另一回事了。開始起關鍵作用的，是他和他僱用的追隨者們的蓋世才華。這些人跟他一模一樣，據此標準又把跟他們一樣的人引進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以及其他聯播網。儘管他在1961年離開公司時疲憊不堪萬分沮喪，但他所建立的大多數的規章制度是永存的。他的遺產是一種報導傳統，無論公司的官員們的個人感覺如何，這些傳統無法更替。

他的來臨是獨特的，沒有任何一個廣播新聞記者在公司內外樹立的權威可以與他匹敵。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其中一部分在於廣播本身是充滿著試驗性質的新鮮玩意兒。當他以高強技藝引起轟動後，國內當無足以壓倒他和限制他發展的系統。這顆冉冉上升的新星的個人的天空無比廣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也前程無量。他帶著公司同步飛升，聯播網因他傑出的才能直接受益。開始時，他的影響比聯播網本身還要大，因而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限制他在狹窄的現實範圍內的權力。一方面在於他正報導的那場戰爭的性質。這不是指越南戰爭，不是一場複雜的分裂性戰爭，而且一場事關西方文明存活的，在一切戰爭中最富有英雄主義色彩的戰爭。他報導著操英語民族的生死搏鬥。每一位走得與默羅一樣遠的電臺評論員，一個全心全意支援民主事業的人〔他沒有在希特勒（adolf hitler）和邱吉爾（churchill）之間保持不偏不倚〕是絕不得罪他的聽眾的。相反，他代表著和體現著聽眾的情緒。當戰爭結束後，他便成為了與艾森豪一樣的那個史詩般時代的英雄和名流，在那個時候，不需要看到德國的景象，不需要去報導孤立主義的感覺，新聞記者相信的是自己的理念和本能。（令默羅吃驚的是，在隨後的年代裡，為了虛假的公正，要求平衡各種觀點的壓力日益增長，他得試著去平衡耶穌和猶大的觀點。）

這是一個英雄主義的時代，他就是一位真正的英雄。當一場不那麼英雄的或者令人困惑的戰爭‐‐韓戰和越南戰爭‐‐出現時，美國的生存在這些戰爭中並非危如累卵，就沒有哪一個美國的電臺評論員，可利用公眾，或利用自己的公司，建立可與之相比的聲譽。在越南戰場上建功立業的記者們，到頭來也眾議紛紜。他們得到名流和同事的尊敬，卻受到政府的詛咒，經常弄得公司臉面無光。而默羅的行為則使戰爭、使那個時代富有特色，因而他與眾不同。他不僅同自己的同伴一道掙來了令人頭暈目眩的榮譽，同時他還為公司的管理階層爭了光。他為他的老闆威廉s佩利開啟了英語國家取之不盡的財富大門。（埃爾默戴維斯一度驚訝地發現，一個從未在採訪部呆過的人，能發出那麼多的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