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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後，他在越南意外遇見了他的老朋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戈登曼寧（gordon anng）。曼寧問他，擔任《洛杉磯時報》的編輯主任是一種什麼滋味？&ldo;噢，&rdo;麥卡洛克說，&ldo;就像登上了一艘巨大的，滿載著錢德勒家族的航空母艦，將身子探出船尾，頭埋在水中，手掌握著船舵。&rdo;

20世紀60年代，《洛杉磯時報》就是這樣奮爭著以圖擺脫過去的羈絆。它在華盛頓，在海外獲得的成功比本部快，給人的印象是，越靠近本部，報導就變得越加軟弱無力。在華盛頓，辦事處裡全是新人，不少都是以前《先驅論壇報》的記者。不過，在加利福尼亞的最高層中，增加了兩個重要的編輯。1964年，埃德格思曼（ed guthan）加入該報，擔任國內編輯，兩年後，吉姆貝洛斯（ji bellows）成為軟性新聞的編輯主任。格思曼的到來對於以加州保守主義的調門叫囂瞭如此之久的報紙來說極為重要；他在須臾之間為管理的上層帶來了聲譽。20世紀50年代，他因為在《西雅圖時報》（seattle tis）報導麥卡錫主義的受害者而榮獲普立茲獎。隨後，他又撰寫了關於卡車司機的重要調查報導，這些報導又將他和一位名叫羅伯特甘迺迪的年輕詐騙案調查員聯絡在一起。當約翰甘迺迪任總統時，羅伯特甘迺迪出任總檢察長，格思曼則到華盛頓任司法部的公共事務官員。60年代初奧蒂斯和博比甘迺迪成為密友，此時，格思曼開始對奧蒂斯有所瞭解，錢德勒對電視在新聞業裡產生的影響的清醒意識給他留下了印象。格思曼本人也覺察到，在甘迺迪-尼克森辯論後，新聞界發生了變化，電視時代開始了。認識到這一點，並做出相應調整的出版商寥寥無幾，這使他大吃一驚。奧蒂斯錢德勒則與眾不同。他還向格思曼提議，如果他想找工作就給他打電話。1964年，羅伯特甘迺迪離任之際，格思曼接受了奧蒂斯錢德勒的提議。他幾乎瞬息之間給《時報》國內編輯部帶來了合法的地位。在此行業中，格思曼很受人尊敬，即便他曾為羅伯特甘迺迪做過宣傳工作，卻沒人感到他是一個宣傳員，人們認為他是一位植根於調查報導的、具有很強社會意識的人。他堅信涉足現實重大問題，而不持旁觀態度是記者的責任；同樣，努力奮進，揭露醜聞也是記者的責任。他以此形象網羅記者。有的同事稱他為鐵騎士（the iron duke），不過，他的朋友也認為他是一位在辯論中難以服輸的人。這一切使人不難想像，他是一位與《時報》傳說相悖的人。鮑勃多諾萬風格優雅，文采俊美，能立刻產生不凡的氣派，但他不是一位目光犀利，喜歡深究的記者，不是一位尋根追源的人，他在華盛頓的幾年中，很少激怒高階官員，僱用鮑勃多諾萬是一回事，僱用格思曼則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代替立即產生的氣派的是瞬息而至的麻煩。格思曼在報紙內外都成了變化的象徵。他是報紙機構中甘迺迪的助手。開始時是康拉德，現在是格思曼。儘管在真正的關注者中間，他不是威廉斯的候補人，但是，《時報》的一些年輕記者卻立即認定他是威廉斯潛在的接班人。依照錢德勒的標準，他過於東部化（他是西部人，但是，他與甘迺迪的關係使他看上去東部化了），過於自由化，過於猶太化了。

格思曼到《時報》兩年後，尼克威廉斯招聘了另一位潛在的接班人。吉姆貝洛斯在《紐約先驅論壇報》最後的興旺時期中，任該報的星期天編輯。當時，該報病痾日沉，所有的記者和作者獲得的自由也隨之變得越大。按錢德勒標準，貝洛斯也同樣略顯異端，可能是太自由化了，有些方面可能過於偏頗。（巴芙錢德勒從未真正喜歡過他，他似乎也並不認真看待她。幾年後，他談起這段時期時說，他從未感到合拍，因為他認為新聞應該有趣，而錢德勒夫婦卻不以為然。）貝洛斯曾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