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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的認識。他是這一運動理想的領導人，他喚醒了中國學者最高的民族意識，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聚集了不少運用現代學術工具的中年及少年學者。&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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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一輝煌的科學發展前景，極富理性與科學眼界的李濟沒有因為傅斯年的大呼小叫而陶醉，反而為之擔心並提出警告：&ldo;口號是喊響了，熱忱是鼓起來了，如何實行？若是這進一步的問題不能圓滿解決，口號將止於口號，熱忱終要消散的。&rdo;[7]
傅斯年畢竟非等閒之輩，亦不愧是胡適盛讚的&ldo;人間最稀有的一個天才&rdo;，[8]他同樣意識到了這一點，因而在處理各項事務時，較之中山大學時代更加謹慎、務實和富有遠見。經過一年的籌備經驗及各方面的反覆磨合，到1929年6月，在傅斯年主持的所務會議上，正式決定把全所的工作範圍由原來預設的九個組，壓縮為歷史、語言、考古三個組，通稱一組、二組、三組。主持各組工作的分別是陳寅恪、趙元任、李濟&ldo;三大主任&rdo;。後又增設第四組‐‐人類學組，由留美的&ldo;海龜&rdo;吳定良博士主持工作。這一體制，直到史語所遷往臺灣都未變更（南按：其中有一段時間，人類學組從史語所分出，成立人類體質學研究所籌備處，但終未正式獨立建所）。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就要鳴鑼開張了。當三個組的人員各就各位後，傅斯年以非凡的處事能力與人脈關係，很快為第一組找到了內閣大庫檔案，指定了漢簡與敦煌材料的研究範圍；為第三組劃定了安陽與洛陽的調查。二組的語言調查工作也相應地開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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