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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到中山大學之時，離陳寅恪作此詩又過了近一年半的時光，也是傅斯年單獨拉起杆子，積極招兵買馬，擴編隊伍，欲使&ldo;元和新腳&rdo;成為一股強大生力軍的關鍵時刻。因而李濟的態度令傅斯年神情亢奮，肥胖的身體血壓上升已屬必然。
李濟走後，傅斯年感覺底氣倍增，史語所可以與清華或清華之外的任何一家院校、學術機關恃強鬥勇、叫板甚至開打了。於是，他在給馮友蘭、羅家倫、楊振聲等幾位清華名流大腕的信中，以賣弄加顯擺的姿態表露道：&ldo;現在寅恪、元任兩兄，及李濟之，我們的研究所均不免與之發生關係。這不是我們要與清華鬥富，也不是要與清華決賽，雖不量力，亦不至此！亦不是要扯（拆）清華的臺，有諸公在，義士如我，何至如此！乃是思欲狼狽為善（狼狽分工合作本至善），各得其所。&rdo;
緊接著，傅斯年以沾沾自喜外加幾分自負的心情，向三人剖析了史語所與清華的優劣：
清華到底是個學校，此則是一純粹研究機關。
清華到底在一處（北平），此則無所不在。
清華各種關係太多，此則究竟是個小小自己的園地。
所以在清華不便派人長期在外時，可由我們任之。……清華有感覺不便者，我們成之，如此而已！[4]
早在史語所成立之初，傅斯年就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籌備處的名義撰寫了《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明確提出：&ldo;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範域，自地質學以至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rdo;文中，傅斯年以其淵博的學識和天才的構想，概括地提出了歷史學與語言學研究的三個標準：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
（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
（三）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則退步。實驗學家之相競如鬥寶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語言學和歷史學亦復如此。
在三條標準中，傅氏特別強調：&ldo;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rdo;&ldo;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rdo;
最後，傅斯年以他慣有的&ldo;大炮&rdo;性格振臂高呼：
一、把些傳統的或自造的&ldo;仁義禮智&rdo;和其它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氣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
二、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志！
三、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5]
同陳寅恪一樣，作為學術&ldo;大鱷&rdo;的傅斯年，儘管遊學歐洲七年，卻是為學問而學問，沒有弄到一頂碩士或博士帽子，但憑其出眾的學識與大氣磅礴的組織能力，受到學術界普遍的欽佩與尊重，李濟在後來的回憶中說道：&ldo;以歷史語言研究所為大本營在中國建築&l;科學的東方學正統&r;，這一號召是具有高度的鼓舞性的，舉起這面大旗領首向前進的第一人，是年富力強的傅斯年。那時他的年齡恰過三十不久，意氣豐盛，精神飽滿，渾身都是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國學根柢，對於歐洲近代發展的歷史學、語言學、心理學、哲學以及科學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