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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天對》為題,對屈原《天問》中提出的一些問題作了系統的解答:&ot;本始之茫,誕者傳焉……囗黑晰砂,往來屯屯囗昧革華,惟元氣存,而何為焉?&ot;所以,&ot;天&ot;&ot;地&ot;都是元氣的不同表現形式:&ot;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ot;(《天說》)解決了宇宙觀的問題,天人關係、自然與社會的關係也就迎刃而解了神學目的論認為人類社會的命運是由上天掌管,人的自由被神剝奪了柳宗元的宇宙論中已經排除了一切造物主的地位他說:&ot;天地,大果囗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慾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慾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ot;(《天說》)因此,人間的禍福完全由人類自身造成,與上天不相干所以他說:&ot;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也胡不謀之人心,以孰吾道?吾道之盡而人化焉,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ot;(《斷刑論》下)他認為,自然界與人類社會各有自身執行的法則,兩者是互不幹預的他說:&ot;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ot;[注]他反覆重申&ot;天人不相與&ot;,&ot;天人相分&ot;的目的,在於論述&ot;人事&ot;對於社會、人生具有決定性作用,人類鬚髮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他說:
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己矣
(《時令論》上)
本著上述認識,柳宗元對兩漢以來所謂的&ot;受命之符&ot;的神學說教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明確批出:&ot;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ot;(《斷刑論》下)他認為&ot;天&ot;&ot;神&ot;都是用於&ot;神道設教&ot;,真正的&ot;聰明睿智者&ot;是不應該相信它的他說:&ot;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不以誣,務明其君,非務愚其君也;誣以愚其君,則不臣&ot;[注]臣子如果向君主鼓吹神、怪,就不配為臣他批評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班彪:班團等人&ot;推古瑞物以配命&ot;的天人感應說&ot;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ot;,違背了儒學的傳統精神他認為,國家的治亂興衰並不取決於什麼&ot;天命&ot;,而是取決於&ot;人&ot;,符瑞也並不代表著吉祥,只有&ot;仁&ot;才是吉祥的他說&ot;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ot;
人心的向背決定了王朝的興衰,是否有仁德,行仁政,是衡量國家吉凶的標誌
&ot;人道&ot;與&ot;仁道&ot;互相依存,是統一的傳統儒學認為&ot;仁者,人也&ot;,&ot;仁者愛人&ot;,柳宗元也認為&ot;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ot;所以為政者必須關心民生,順乎民情:&ot;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於邦治,以敬於人事&ot;[注]可見他的思想是以傳統儒學為指歸的
五、倡大中之道 重生人之意
&ot;中&ot;本來是儒家思想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哲學、政治概念在《論語》中,孔子常提到&ot;中&ot;和&ot;中庸&ot;,如&ot;允執其中&ot;(《堯曰》),&ot;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ot;(《雍也》)後來儒家不同學派把&ot;中&ot;的觀念向不同的方向發展特別是思孟學派,把&ot;中庸&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