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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世界的觀察，不再像埃斯庫羅斯、柏拉圖、但丁和歌德那樣是從高處進行，而是從暴虐的現實的角度著眼，這種觀察其實就是用井蛙之見去取代鳥瞰。這種取代是從文化墜落到文明的絕好度量。每一種倫理學都是一種心靈的命運觀的表述‐‐英雄的或實踐的，偉大的或平凡的，男子氣的或衰老的。因此我把道德區分為悲劇的道德和平民的道德。一種文化的悲劇道德，所認識和把握的乃是存在之重，但它也由此帶出了一種自負的情感，使那重負變得可以忍受。埃斯庫羅斯是這樣，莎士比亞也是這樣，婆羅門哲學的思想家也這麼認為；但丁和德國天主教也是如此。我們在路德主義的堅定的戰鬥讚美歌&ldo;上主是我堅固保障&rdo;（e&r;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中可以感受到這種情感，在&ldo;馬賽曲&rdo;中仍可聽到它的回聲。伊壁鳩魯和斯多亞學派、佛陀時代的教派和19世紀的平民道德，則為智取命運設計了相當多的戰鬥計劃。埃斯庫羅斯創造的是宏大的風格，斯多亞學派創造的是謙卑的風格‐‐不再表現生命的充盈，而是表現生命的卑微、冷漠和空虛‐‐羅馬人的宏大風格所實現的，全是要強化這一同樣理智的冷漠和空虛。偉大的巴羅克大師‐‐莎士比亞、巴赫、康德、歌德‐‐的倫理激情，是一種男子氣的意志，即想要內在地支配自然事物，因為它覺得這些事物遠遠低於它自身；近代歐洲的國家措施、人性理想、世界和平、&ldo;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rdo;等等，則表現了另一種意志，即想要從處於相同層次的事物中外在地廓清一條道路：可在這兩種意志之間，有著相同的關係。和其他的東西一樣，這也是跟古典的出於必然的忍耐力相反的權力意志的一種表現，但事實是，物質的成就的巨大跟形而上的成就的偉大根本不是一回事。前者缺乏深度，缺乏以前的人稱作上帝的東西。浮士德式的行為（deed）的世界感，曾經在自霍亨斯陶芬王朝和韋爾夫王朝到腓特烈大帝、歌德和拿破崙這每一個偉人身上，都是充盈有力的，而現在，這種世界感平息下來，成為一種工作（work）的哲學。這樣一種哲學不論是攻擊工作還是捍衛工作，都不會影響工作的內在價值。行為的文化觀和工作的文明觀的關係，就如同埃斯庫羅斯的普羅米修斯的姿態跟第歐根尼的姿態的關係。一個是承受和忍受，另一個是懶散。伽利略、克卜勒和牛頓所展示的是科學的行為，但近代物理學家所從事的是科學的工作。並且，儘管有來自叔本華到蕭伯納的宏篇大論，日常的和具有&ldo;深厚的人類理性&rdo;的平民道德，才是我們所有有關生命的揭示和討論的基礎。
六
進而言之，每一種文化都各有自身的精神消亡的方式，此方式乃是出自其作為一個整體的生命之必然性。故而，佛教、斯多葛主義和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文化的終結現象，在形態學上是彼此相當的。
因為連佛教也是如此。迄今為止，它的更深刻的意義一直受到誤解。它不是‐‐例如‐‐像伊斯蘭教和詹森派那樣的一種清教運動，不是像狄奧尼索斯浪潮之於阿波羅世界那樣的一種宗教改革，也‐‐更一般地說‐‐不是像吠陀宗教或使徒保羅的宗教那樣的一種宗教，而是疲憊的世界都市人的一種最後的和純粹實踐的世界情感，在這種人的身後，是一種封閉的文化，而在他們的前面，又沒有任何未來。它是印度文明的一種基本情感，因而既相當於斯多葛主義和社會主義，又與它們屬於&ldo;同時代&rdo;。這種徹底世俗的和非形而上的思想的精髓，可見於佛祖在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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