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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正是這種原始的關切情感（priitive feelg of care），主導著西方的觀相學，也主導著埃及歷史和中國歷史的觀相學，是它進而又創造了性愛的象徵主義（sybolis of the erotic），以家族系列的個體生存的形式表現著無休止的生命的湧動。古典人的由點形成的歐幾裡得式的生存，在這個方面跟在其他方面一樣，所感知到的只是此時此地確定的生產或生殖行為，因而，在那裡，我們發現，母親臨產的陣痛成為得墨忒耳崇拜的中心，而狄奧尼索斯崇拜則是以菲勒斯為象徵（這一性符號整個地集中於某一時刻，並使過去和未來全都迷失於其中），它們在古典世界的各個地方多少都存在。相應地，在印度世界中，我們也發現了林伽姆（lga）的符號和雪山神女（parwati）的崇拜者團體。在這兩種情形中，人們都感覺自己就像是自然，就像是一株植物，就像是生成的無有意志、無有關切的要素。羅馬的本土宗教以格尼烏斯（ni），亦即家族長老的創造力為中心。對於所有這些，西方心靈深刻的和有意識的關切是與母愛的符號相對立的，後者作為一種象徵在古典文化中僅僅出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最遠地平線處，亦即對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的哀悼或者說（儘管這僅僅是希臘化時代的）克尼杜的得墨忒耳坐像。懷抱著聖子‐‐代表著未來‐‐的聖母，新的浮士德形式的馬利亞崇拜，只是到哥特時代才興盛起來，而到拉斐爾的《西斯廷聖母》那裡獲得了最高的表現。這一概念並不屬於一般的基督教。相反，麻葛式的基督教就已經把作為&ldo;上帝之母&rdo;（theotokos）、&ldo;生上帝者&rdo;的馬利亞，提升為一個與我們所感受到的完全不同的象徵。給人以撫慰的聖母對於早期基督教-拜佔廷藝術而言是全然陌生的，如同她對於希臘人（儘管原因不同）而言亦是全然陌生的一樣，尤其是浮士德的甘淚卿（gretchen），由於無意識的母性身份的深層魔咒糾纏著她，她甚至比拜佔廷和拉韋納的馬賽克中的所有馬利亞形象更接近於哥德式的聖母。實際上，對她們之間的精神聯絡的假定因為下面的事實而完全破滅了，這一事實就是：聖母對待聖子就猶如埃及文化中伊西斯對待霍魯斯（hor）‐‐她們都是照料、呵護的母親‐‐不過，這一象徵在消失了一千多年（涵蓋了古典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整個歷程）之後，又經由浮士德式的心靈而再度甦醒了。
從母性的關懷到父性的關懷是有跡有尋的，在這一路途中，我們可以看到所有時間象徵中最高階的象徵在某一文化和國家內的出現。孩子之於母親的意義就是未來，即是說，是她自己的生命的延續，母愛事實上是兩個不連續的個體生存的結合；同樣地，國家之於男人的意義就是保護家庭和家鄉、妻子和孩子的臂膀，是確保其未來的全體人民和它的效驗的保障。國家是一個民族的內在形式，它的在體育競技意義上的&ldo;形式&rdo;和在高階意義上的歷史，就是被視作&ldo;運動&rdo;（kesis）而非&ldo;運動學&rdo;（kea）意義上的國家。歷史是作為母親的婦女和作為戰士與政治家的男人創造的。在此，又一次，高階文化的歷史向我們顯示了三種國家形態的例子，在那裡，關切的要素是顯而易見的：埃及人的甚至在古王國時代（自公元前3000年開始）就存在的行政管理；中國人的周朝（公元前1169～前256年）的邦國，《周禮》描畫了這一小國寡民的圖象，可自那以後，再也沒有人敢相信那本書的真實性了；以及西方的諸侯國，在其著眼於未來的特徵的背後，有著卓越的對未來的強烈意志。而另一方面，我們在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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