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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那時，古典的人類還生活在自身的每時每天中；不論我們考慮的是個體的希臘人或羅馬人，還是其城市、國家和整個文化，這都是同等真實的。尼祿（nero）或卡里古拉（caligula）的激動人心的慶典、宮廷狂歡和競技場搏鬥‐‐塔西佗只有在描述這些而忽視偏遠行省單調的生活程序的時候才是一個真正的羅馬人‐‐這些都是神化身體和當下的歐幾裡得式的世界感最終的和壯麗的表現。
印度人也沒有類似的時間推算（這種缺乏就體現在他們對涅槃的表達中），沒有鐘錶，故而也沒有歷史，沒有生命記憶，沒有關懷。歷史上西方人引人注目地稱作&ldo;印度歷史&rdo;的東西對自己在實現自身時究竟做了什麼沒有一丁點的意識。處於吠陀時期和佛陀之間近千年的印度文化看起來就像是一個驚悸不定的睡眠者；在此，生命實際上就像是一場夢。我們西方文化對所有這一切有著無可比擬的陌生感。實際上，人類從未‐‐甚至在&ldo;同時代&rdo;的中國的周朝也沒有，儘管它有著高度發達的紀年和時代意識‐‐像西方人這樣有如此的覺醒意識，如此深刻地感受到時間，並意識到方向、命運和運動。西方歷史是有目的的，印度歷史是偶然的。在古典生存的歲月，在印度生存的世紀，幾乎都沒有計算，而只有此時此刻、此分此秒才是最為重要的。一種歷史危機，例如1914年8月的危機，甚至在其時刻已顯而易見時，一個希臘人或一個印度人也不會對其悲劇性的張力有任何意識。西方人的深刻感受使他能在自身之內體驗到的這些危機，一個真正的希臘人是不可能體驗到的。在我們的村鎮，自那成千上萬的鐘樓日日夜夜傳來的鐘聲，把未來和過去結合在一起，把古典的當下時刻納入一個偉大的關係中。那標誌著我們的文化誕生的時代‐‐薩克森諸帝的時代‐‐亦是標誌著轉盤鐘的發明的時代。沒有精確的時間度量，沒有與其必需的考古學（既成之物的儲存、發掘和收集）相匹配的生成的編年，西方人就無法思考。巴羅克時代強化哥德式的鐘樓的象徵到怪誕的境地，從而發明瞭可以隨身攜帶的懷表。
另一個象徵和鐘錶的象徵有著同樣深刻的意義，也同樣很少被理解，這就是所有偉大的文化經由儀式和藝術而加以神聖化的葬禮習俗。在印度，偉大的風格是始於陵寢，在古典世界，是始於骨灰盒，在埃及，是始於金字塔，在早期基督教世界，是始於地下墓穴和石棺。在文化之開端，難以數計的同樣可能的形式一直混亂模糊地相互交叉著，它們都有賴於氏族的習俗和外部的必然性與便利。但是，每一種文化都必定會把其中的一種提升到最高象徵的地位。古典人，遵循其深層無意識的生命感，選擇的是火葬，這種消滅身體的行為，最有力地體現了歐幾裡得式的強調此時此地的生存型別。古典人是自願選擇沒有歷史、沒有綿延的，既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既沒有儲存，也沒有消解，因而他選擇了銷毀（destroyed），不再擁有一個現在，或者說不再擁有一個伯里克利、一個愷撒、一個索福克勒斯、一個菲狄亞斯的身體。心靈由此而加入到芸芸眾生中，在那裡，氏族的活生生的成員只對（但不久就會停止）先祖崇拜和心靈盛宴表示敬意，並在其無形式的特性中，顯示了對祖系即譜系樹（nealogical tree）全然的對立，後者在西方的家族墓地中隨歷史秩序的所有標誌一起被永恆化了。在這個方面（有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外，就是印度的吠陀時代初期），沒有其他文化與古典文化有類似之處。必須注意，多立克-荷馬時代的春天，尤其是&ldo;伊利亞特&rdo;時期，人們懷著對一種新生的象徵的全部熱情投身於這種火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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