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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嗎？好！那麼我說的事實是，俄國的自由主義不是攻擊事物現行的秩序，而是攻擊我們事物的本質，攻擊事物本身，而不僅僅是光攻擊秩序，不是攻擊俄國的制度，而是攻擊俄國本身。我說的自由派甚至發展到否走俄國本身，也就是恨自己的母親，打自己的母親。每個不幸的倒黴的事實都會激起他們的嘲笑，甚至狂喜。他們仇恨民間習俗，俄國的歷史，仇恨一切。如果要力他們辯解，那麼也只能說他們不懂得自己在做什麼，他們把對俄國的仇恨當作是最有成效的自由主義（噢，你們常會遇見我們的自由派，儘管有的人為他們鼓掌，可是，他們在本質上也許是最荒謬、最愚鈍、最危險的保守派，而且他們自己還不知道這一點！）。還在不那麼久以前，我們的有些自由派把這種對俄國的憎恨幾乎當作是對祖國的真正熱愛，並自誇說，他們比別人更好地理解什麼是熱愛祖國；但是現在他們已經不那麼遮遮掩掩，甚至對說‘愛祖國“的話都感到羞恥，連這樣的概念都被當作有害的毫無意義的東西而取消和廢除了。這個事實是確鑿無誤的，我堅信這一點……什麼時候總得把真相完完全全、簡單明瞭、毫不淹飾地講出來；但是，與此同時這個事實無論何時何地、自古以來無論在哪一個民族中都是沒有過，也沒有發生過的，因而這個事實是偶然的，可能曇花一現，我同意這點。憎恨自己祖國的自由派，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不可能存在的。那麼我們這裡的這一切又做何解釋呢？還是先前說過的，俄國的自由派暫時還不是俄羅斯的自由派，依我看，沒有別的解釋。”
＊米格里鮑那多夫《聰明談》劇中的農奴主。
“我把你說的一切看做是玩笑，葉甫蓋尼·帕夫洛維奇，”ω公爵認真地表示有不同看法。
“我沒有見到所有的自由派，所以不便妄加評論，”亞歷山德拉·伊萬諾夫娜說，“但是我是帶著一腔氣忿聽完您所說的思想的：您取的是個別情況卻把它上升為一般規律，因而，也就是誣衊。”
“個別情況？啊！話說出口了，”葉浦蓋尼·帕夫洛維奇接過話茬說，“公爵，您怎麼認為，這是個別現象還是不是？”
“我也應該說，我很少見過，也很少與自由派……來往，”公爵說，“但我覺得，您大概是有幾分道理的，您所說的俄國的自由派確實有一部分傾向於憎恨俄國本身，而不僅僅光是憎恨它的制度：當然，這僅僅是部分……當然這對所有的人來說無論如何是不公正的……”
他囁嚅起來，沒有把話說完。儘管他很激動，他還是對談話有濃厚的興趣。公爵身上有一個特點：總是異常天真的注意聽他感興趣的談話，而當這種時候人家問他問題時，他也會認真予以回答乙在他臉上甚至在他身體的姿勢上都似乎反映出這種天真，這種對無論是嘲弄還是幽默都毫不懷疑的信任。但是，雖然葉甫蓋尼·帕夫洛維奇早就已經對他抱著某種程度的特別的嘲諷態度，可是現在聽到他這樣回答，不知怎麼地非常嚴肅地看了他一眼，彷彿完全沒有料到他會這樣回答。
“是這樣……不過，瞧您有多怪，”他說，“說真的，公爵，您是認真回答我的嗎？”
“難道您不是認真問的嗎？”公爵驚訝地問。
大家都笑了起來。
“請相信他，”阿杰萊達說，“葉甫蓋尼·帕夫雷奇總是愚弄大家！如果您知道，他有時候會十分認真地談論某件事情，那就好了。”
“據我看，這是一場令人不快的談話，根本就不應該開這個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