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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就在您來到之前，公爵，我斷言，到目前為止我們的自由派只來自兩個階層：過去的地主（被廢除了農奴制的）和教會學校的學生。由於這兩個階層最後都成為十足俏幫派、成為完全有別於民族的特殊的事物，而且越來越厲害，代代相傳，因此，他們過去和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根本不是民族的事……”
“什麼？這麼說，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俄羅斯的？”ω公爵表示異議。
“不是民族的；雖然是俄國式的，但不是民族的；我們的自由派不是俄羅斯的，保守派也不是俄羅斯的，全都……請相信，民族是絲毫不會承認地主和學生所做的一切的，無論是現在還是以後……”
“這就好！您怎麼能肯定這樣的荒謬言論，如果這是當真的話？我不容許有關俄國地主的這種奇談怪論；您自己也是俄國地主，”ω公爵熱烈地反對說。
“我說的可不是您所理解的那種意義上的俄國地主。那是一個受尊敬的階層，單憑我自己也屬於這個階層就可說明了；特別是現在，這個階層已經不復存在了……”
“難道文學上也沒有什麼是民族的東西？”亞慶山德拉·伊萬諾夫娜打斷他問。
“我對文學不在行，但是，俄國文學，據我看，整個兒都不是俄羅斯的，除了羅蒙諾索夫、普希金和果戈理。”
“第一，這已經不算少了；第二，一個來自農民，另外兩個是地主，”阿杰萊達笑起來說。
“確實是這樣，但您別高興召太早。因為到目前為止所有的俄國作家中只有這三位名人說出了某種真正是自己的，自己所有的東西，而沒有從任何人那裡借用的外來的東西，就憑這一點這三位即成為民族的作家了。俄國人又有誰能說出、寫出或者做出什麼自己的東西？不可分離的、不是外來的而是自己的東西，即使他俄語說的不好、也必然是民族的人才。這是我的信條，我們開始說的不是有關文學的問題，我們談的是社會主義者，話題是由他扯開去的，好，我就這麼認為，我們沒有一個俄羅斯的社會主義者；現在沒有，過去也沒有。因為所有我們的社會主義者也是來自地主或者學生。所有我們那些臭名昭著、大肆宣揚的社會主義者，這裡的也罷，在國外的也罷，無非是農奴制時代地主中的自由派。你們笑什麼？把他們的著作給我，把他們的學說，他們的回憶錄給我，雖然我不是文學批評家，我也能給你們寫出一篇最令人信眼的文學批評來，文章裡我將如白日一般明顯地證明，他們的著作、小冊子、回憶錄第一頁都表明，它首先是由過去的俄國地主寫出來的：他們的仇恨、憤怒、俏皮是地主式（甚至是法穆索夫＊式）的，他們的歡欣、他們的淚水是真的，也許淚水是真誠的，但是地主的！地主的或是學生的淚水……你們又笑了，您也在笑，公爵，也不同意？”
確實，大家都笑了，公爵也莞爾一笑。
“我還不能直截了當他說同意或不同意，”公爵說。他突然斂起微笑，像個被抓住的調皮學生那樣打了個哆嗦。“但是請相信，我異常高興聆聽您的高論……”
說這活時，他幾乎接不上氣來，甚至額上滲出了冷汗。這是他坐在這裡後所說的開頭幾句話。他本欲打量一下週圍的人，但是沒有敢這樣做。葉甫蓋尼·帕夫洛維奇捕捉到他的這種態勢，笑了一下。
“諸位，我告訴你們一個事實，”他繼續說，用的還是原來的語氣，也就是似乎異常熱衷和激動，同時又幾乎像是在嘲笑自己說的話，“觀察甚至發現這一事實的人，我榮幸地歸於自己，甚至只是我自己；至少關於這一事實還沒有人說過和寫過：這一個事實反映出我所說的俄國自由主義的全部實質。第一；自由主義是什麼？如果一般他說，不就是對事物的現行秩序進行攻擊（是有理的還是錯誤的，這是另一個問題）？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