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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渭河洪災的形成，原因在於渭河所攜泥沙量過大引起的潼關高程抬升，與三門峽水庫壩前水位抬升所引起的抬升相疊加，導致潼關洩洪能力大大降低，形成洪災。而三門峽壩前水位抬升原因，完全在於三門峽水電企業要高水位發電以求賺錢。在這裡，違法主體十分明確，且有財產可倚。因此，三門峽水電企業依法應對洪災所致公私財產損失承擔應承擔的民事責任，包括一定額度的經濟賠償。“主因”、“次因”之爭，在法律上的意義只在於確定賠償比例。即使全依黃委會水研院結論，該水電企業也應承擔所損額的一小半。
兩個原因中的另一個，是關中水土嚴重流失，原因也含人為原因在內，但其違法主體無法確認，故法律難於追究，損失由災民自擔（如前所述，國家實際已為災民負擔了）。
其二，1954年，渭河流域特大降水但未形成洪災的史實，可為2003年小水大災本可避擴音供對比性佐證，即可為三門峽水電企業應擔賠償責任提供歷史證據。有關資料至今還在，證明力很強，限於篇幅，此不贅述。
其三，1984年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汙染防治法》第五十六條規定，只有“完全由於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引起的損害，才可免予承擔責任”。非“完全”者不免，這體現著我國處理“人禍與天災混合體”事件的一個原則。國內外均有大量“人禍與天災混合體”中受害人索賠成功的案例，可確證陝西索賠的合法性和可行性。
在如今依法治國的格局中，可以肯定，渭南災農不會輕易放棄爭取自己合法權益的努力乃至鬥爭。當年，渭南“三門峽庫區移民”的努力史已為此提供了歷史資訊。
和如今三峽移民方略不同，當年“三門峽庫區移民”方略失誤很多，不同程度侵犯移民經濟權益之事最為突出。1955年，為了配合三門峽興建，陝西開始啟動移民工程。近三十萬人從被稱作陝西“白菜心”的關中平原遷至寧夏、渭北等偏遠地區，飽受遷徙窮困之苦。渭南移民吃了大虧，也給陝西帶來了持續的亂局，是“文革”中陝西折騰的一個重要“節目”，上世紀八十年代後又多次折騰，陝西曆屆領導人都深感頭痛。歷史證明，渭南黃河移民、災民問題，事關陝西穩定大局，歷來不可掉以輕心。
1980 年秋至1981年春夏，原華陰等地移民成立“返籍生產指揮部”，又多次開會，大面積串聯，一時謠言四起，致使渭南許多農村人心浮動，驚動市、省兩級政府。雖經省府向中央要款一千萬元加以解決，但亂局仍延續到秋天才平息。當時，陝西省政府鑑於三門峽改建後仍擔負著攔洪、確保下游、確保西安的任務，動員這些移民顧全大局，犧牲“小我”，包括重點做好領頭人的思想工作，效果是好的。
1986年8月，渭南又有一批移民組織遊行，持續上訪，其核心要求仍在經濟權益。省市進行了大量工作，花費了大量心血，也儘可能解決了一些實際問題，折騰才逐漸平息。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後，隨著全國和陝西經濟發展勢頭強勁，移民上訪才漸趨稀少，但洪災又幾乎年年逼近。2003年洪災中，又有一大批當年移民遭災。農村災民的最大損失，是半生乃至一生攢錢蓋的房子沒有了。有災民說：“我這房子是去年花了一萬零五百元買別人的，攢了幾十年的錢買了這房，誰知道這房咋就一下子沒了！”中共陝西省委宣傳部組織的新聞採訪團在報道中也轉述一位災農的話說：“重建房屋至少要一萬元以上，但政府給每戶補助九百元，這哪能夠用？”試想，在未得到三門峽水電企業任何像樣的補償前，這些包含傷感歷史內容的追問，能自我消失嗎？在依法治國口號響徹雲天之際，在“三個代表”的宣傳深入民心之時， “在三農是重中之重”的認識已成國策的格局下，你怎麼能夠斷定渭南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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