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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心解》）
在吳鬱獲罪前不久，杜甫因營救房琯，觸怒肅宗，險遭不測。當時即使他緘口不言，尚且難以消除肅宗的猜疑、小人的誹謗，若再為吳申辯，抗言犯上，勢必「罪上加罪」，後果不堪設想，故在吳鬱這件事上未能挺身而出。這並不是他甘願如此，實在是有所不能，就是他不作任何解釋，旁人也自能諒解。反觀當時朝廷的一些重臣對吳鬱的態度：「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斥。朝廷非不知，閉口休嘆息。」儘管他們嘴上曾表示過對吳鬱的支援，心中也十分清楚他的冤屈，但在龍顏大怒之時，竟誰也不敢說，誰也不想救。故同樣是緘默，杜甫和他們也全然不同：一是勢有不可，一是苟合取容。由於那些達官貴人誰也不會想到自己應對此事負責，當然誰也不會懷有羞愧之心。能夠痛自刻責、不作自我回護的，反倒是杜甫這樣一個已經被朝廷拋棄的人。兩相比較，杜甫的真樸、鯁直，也就顯得更加難能可貴。
或許是由於這類事太多了，吳鬱的冤案並不引人注意，如果杜甫未寫此詩，必然早已被人遺忘了。但是有一點卻始終在威脅著人們，那就是能否清正地審理案件，不僅與執法者的才能和良心相關，主要還得取決於君王和上級長官的意念，由此造成了人世間多少冤案，引起了世人多少慨嘆。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杭州有戶裴姓人家的小女孩，溺死在井中，死因不明，只知當時裴家有個叫夏沉香的女僕在井旁洗衣服。杭州錄事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戚秉道承辦此案，將夏沉香打了二十板子，釋放了。後來本路提刑陳睦舉駁回這件公事，派通判張若濟重新辦案，最後殺了夏沉香，並將杜子方等三人罷官。蘇軾認為這是一個冤案，於是寫了《送杭州杜戚陳三椽罷官歸鄉》這首詩，最後說：「殺人無驗中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徇時所得無幾何，隨手已遭憂患繞。期君正似種宿麥，忍飢待食明年□。」審理疑獄，如果不能順從長官的意志，那麼就會落到忍飢待食的困境之中，殺人無驗，只是以權勢者的一言為準，國法如此，可勝浩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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