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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志趣高遠、命運多舛的人，杜甫在顛沛流離、艱難困苦之際，既不貪圖功名，也不羨慕榮華，而能始終想到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們，將對自身的感嘆，轉化為對他人的同情。當他在途中遇到大水，感嘆的不是行路的艱難，而是：「應沉數州沒，如聽萬室哭。」「因悲林中士，未脫眾魚腹。」（《三川觀水漲二十韻》）當他身受炎熱之苦的時候，白天想的是乾旱給百姓帶來的災害：「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萬人尚流冗，舉目惟蒿萊。」（《夏日嘆》）夜晚想的是那些連洗個澡都不可得計程車兵：「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夏夜嘆》）當他在「難於上青天」的蜀道顛沛的時候，想的是：「此身免荷芟，未敢辭路難！」（《寒峽》）當他避亂外出，在回成都後看到草堂破敗、樹木凋傷時，想的是：「敢為故林主，黎庶猶未康。」（《四松》）時時處處，推己及人，這正是他的境界要遠遠高於賈誼等人的地方。
「白魚困密網，黃鳥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過津口》）。魚在網中絕望地掙扎，鳥在空中自由地歌唱，雖然萬物的命運各有不同，但一個懷有惻隱之心的仁者，應當一視同仁地看待，不能理所當然地讓誰去承受不幸。有了這樣的認識，杜甫對比他更不幸的人們，必然充滿同情心。由於杜甫從不曾放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夙願，從而一直懷有「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之溝中」的負罪感，並對濟世澤民懷有一種不可推卸的使命感。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詩人還只是幻想能有千萬間大廈來庇護天下的寒士，在《寄柏學士林居》中進而呼喊：「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
也許是由於沒有杜甫的境遇，也許是由於沒有杜甫的情感，也許是由於沒有杜甫的襟懷，也許是嘆服杜甫的偉大，也許是不願跟著前人學語，總之，雖然這些詩句一直膾炙人口，但後世同樣的作品卻不多見。比較相似的是白居易的幾首詩：「安得萬裡裘，蓋裹週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制布裘》）「百姓多寒不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裡如聞飢凍聲。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新制綾襖成感事有詠》）。宋人曾將杜、白的詩作過一番比較：「或謂子美詩意寧苦身以利人，樂天詩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較之，少陵為難。然老杜饑寒而憫人饑寒者也，白氏飽暖而憫人饑寒者也。憂勞者易生於善慮，安樂者多失於不思，樂天宜優。」（黃徹《?溪詩話》）白居易能不和一般官吏同流合汙，這是他可貴之處。但從他一生行事看，所信奉的主要還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人生觀。而杜甫則不管窮達，都要兼濟天下；白居易是推己及人，杜甫則是捨己為人。方孝孺說杜甫：「此其心願世之人鹹得其所而已，雖饑寒有不暇顧，視夫自私之徒，如螻蟻之求穴，則嘆而哀之。是心也，使幸而達諸天下，雖致治如唐虞之盛可也。彼淺德者，顧以大言為先生病。嗚呼，先生庶乎人而能天者也！其寓於言，豈眾人之所能識哉？」（《成都杜先生草堂碑》）這種自我犧牲的精神，不僅白居易沒有，縱觀中國歷史，也很罕見。另外，由於杜甫長期生活在社會底層，在他身上還有一種士大夫缺乏的品質，即和下層民眾平等的交往，及由此產生的親密的感情。黃生說：「杜公關心民物，憂樂無方，真境相對，真情相觸，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杜詩說》）白居易對下層民眾不能說沒有同情心，但這種同情，總帶有恩賜憐憫的味兒。和杜詩相比，白詩只是學其意、效其詞，缺乏切身的感受，因此也就不像杜詩那樣真切動人。
石犀厭勝
石犀厭勝
戰國秦昭王時（公元前250年左右），蜀郡守李冰率領當地民眾，在今四川灌縣城西岷江中游，興建了一項巨大的水利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