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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門上貼個通告，以各種理由拒絕客人，比如：“本人患嚴重傳染病，最近不能見客人”、“本人心臟病發作，遵醫囑不能見客”等。有時張兆和便站在門口替他擋駕，但他在窗縫處看到來人是他想見的人，就馬上出來說，這個人我要見，張啼笑皆非，說沈當眾讓她出醜。
沈從文從湖北迴京後，一直希望能有個助手，老友給他介紹了王亞蓉。經過重重波折，沈終於申請將王調到了博物館，但博物館卻讓王去臨摹古畫，而不是做沈的助手。沈從文對此很是生氣，他在給長子的信中說：“館中加了三百人，一到我研究工作，就說‘沒有預算’，不給一個人。”館中領導本來給他撥了一個臨時工作助手，但工作了四個月，卻不給助手工資，還是沈自己拿出一百二十元付了助手的工資。接著，館中又藉口此人思想不好，將其調離博物館。
1973年，加入美國國籍、任教於加利福尼亞大學的許芥昱回國，他是沈從文在西南聯大的學生，回國後，提出要去拜訪老師。因為有關部門怕讓“外賓”看見沈住處的窘況，便安排沈到酒店看望昔日學生。面對學生，沈只說他一切都好，自己受到了保護。許提出上老師家中拜訪，沈拒絕了，惹得許以為沈怕讓自己見到家中的珍貴資料，其實，沈從文只是擔心家中景況給國家“抹黑”。
鍾開萊回國時，沈從文去賓館看望他，總說自己身體很好，還吹牛說，他們十幾個人曾到黃山去玩，他一馬當先，第一個登上黃山之巔。
房子問題幾乎困擾了沈從文一生。文革過後，沈一家三代六口人依然擠在一起，他不止一次寫信向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鄧穎超、統戰部長烏蘭夫反映情況，希望能得到一處寬敞的住宅，以方便他放置研究資料，能讓助手坐下來從容工作，可以接待訪客，但始終得不到迴音。
沈從文在故宮博物院兼任織繡研究組顧問時，曾將多年收藏的明清封面錦、彩繡四摺花鳥小屏風、硃砂紅地描金花蝶爭春紙等拿到故宮，讓研究人員隨時參觀。文革中，這些資料被收入故宮庫房。文革後落實政策，沈為了研究，想要回這些資料，無果。解放前他捐獻給北大博物館的文物，由於捐獻時也沒有要張收條，不僅難得一見，連要張照片都不能滿足。想到此處，沈從文感慨“自己做盡了蠢事”。
沈從文的孫女一直跟隨沈從文老兩口，但她的戶口在自貢，沈從文想讓孫女在北京借讀，卻難以實現。兩位老人不願求人，只會正襟危坐於東城區某街道辦事處所屬的教育組門口，聽候傳見。沈從文聯想到50多年前自己在北京求學之事，不禁悲從中來，深覺自己一生非常失敗。
1978年，在當時的中央副秘書長、社科院院長鬍喬木的安排下，沈從文終於從他工作了三十年、也鬱鬱寡歡了三十年的歷史博物館調到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到歷史所後，他才從副研究員轉正為研究員，王亞蓉也調到他身邊，成了他真正的助手。胡喬木瞭解了沈家住房緊張的情況後，帶著當記者的兒子親自到沈家去看。回家後，胡喬木與兒子商量，準備把自家的一套四居室騰出來給沈從文夫婦，讓兒子去住沈家的兩間平房。但這個方案被主管部門否決了。由於胡喬木的關心，沈家的住房問題最終得到了解決。胡還將沈由四級研究員調到二級，解決了沈的醫療問題。自此，沈從文總算有了相對安定的生活環境和研究條件。
1979年，馬逢華回到大陸，提出想見沈從文，但接待處卻說沒有這個名字。馬讓他們再好好查查，說沈是有名的小說家，從前是北大著名教授，讓他們到作協查查他的下落。結果次日，來人回覆，已經找到了，但不在北京，調到四川去了，讓他下次回國再說。
次年，女作家聶華苓回到大陸，提出要見見沈從文，由於她字寫得太潦草，工作人員把“文”字看成了“又”，回來對她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