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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動文人、無聊文人、附和共產黨，造反派說我是反共老手，我往哪裡去呢？我怎麼活呢？”
文革中，沈從文家共被抄了8次。其中兩次是大兒子學校來人，目標是家裡的那些唱片，抄家人還專程帶來了學校的英語老師，將唱片一一過目，最終確定沒有問題才作罷。
沈從文參加沒玩沒了的批鬥會，批鬥他時，他必須參加，批鬥齊燕銘等人時，他還要陪鬥。沈患有嚴重的心臟病，身體實在無法支撐時，就讓他坐在會場隔壁的小房間裡，在他旁邊安個小喇叭，聽著會場裡的批鬥情況。他還要拔草、擦玻璃、打掃廁所，他怕自己無法支撐，便隨身帶上一張小卡片，寫上自己的名字、單位、地址，以便自己倒下後別人能通知家人和單位。
養女沈朝慧被登出了北京戶口，沈從文心急如焚，萬般無奈之下，給在青島大學曾經教過的學生江青寫了一封信，請其伸出援手，但信去如石沉大海，沒有任何迴音。而讓沈啼笑皆非的是，1972年，江青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時，坦言自己是沈的學生，並說沈的妹妹經常邀請他到沈家，沈從文對她很是欣賞，為了訓練她，讓她每週寫一篇小說。因為此，沈在江青倒臺之後還要交待與江青的關係，他氣憤地說：“這妖婆真真假假胡說一通。”
1969年，沈從文去革命歷史博物館（時歷史博物館已經與革命博物館合併）領發還給他的東西，被告知東西已代為“消毒”。沈從文對他們焚燬書籍的行為極為氣憤，多年後，還對前去探望他的楊苡說：“文化大革命把我的眼睛都拔了！把我的眼睛拔了！我自己的書全都沒有了！”
1971年，沈從文血壓高達240/150，心臟隱隱作痛，他寫信給周恩來總理，要求回北京。次年，幹校終於同意沈以請假的方式回京。此時，沈從文在北京的三間宿舍被強佔去兩間，幾十年所收藏的心愛之書及傢俱，滿堆在院子裡任人踐踏，日曬雨淋。沈從文怕傢俱和書壞掉，便送給需要的朋友們。研究梅蘭芳的徐城北曾到沈處拿走了一些書。剩下的書，由黃永玉的夫人幫忙，7分錢一斤處理掉了。
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告訴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資料》還是要出版的，讓他抓緊時間校訂。於是沈在病中開始了緊張的修訂工作。宿舍太小，他只能充分利用空間，把圖錄分門別類貼在牆上，又在房間裡掛了五根鐵絲，把影象掛在上面。他凌晨3點就起床工作，院子裡的老大媽們看他房中的燈老亮著，怕他出事，便去敲門，聽到裡面有人應聲才放下心來。一位年輕人擔心他，從門縫裡看去，看見他一手拿著毛巾，捂著正流血的鼻子，一手奮筆疾書。等門開了，他看見年輕人眼裡的淚水，歉意地笑笑說：“有什麼法子，自己可用的日子不多了！”
黃永玉回憶沈從文的這間小屋：“無一處不是書，不是圖片，不是零零碎碎的紙條，任何人不能移動，亂中有致，心裡明白，物我混為一體。床已經不是睡覺的床，一半堆隨手應用的圖書。桌子只有稍微用肘子推一推才有地方寫字。夜晚，書躺在躺椅上，從文表叔就躺在躺椅上的書上。”
王亞蓉第一次去見沈從文，走進東堂子衚衕那間小屋時，沈的口鼻間還有未擦乾淨的鼻血，十二三平方米的小屋全是書，四壁凡能伸手的地方貼滿圖片和字條，連床上也堆滿了書。而和老友聊天的沈從文卻滿臉都是燦爛的微笑，快樂地講述著他的工作。
張兆和從幹校回京後，在離沈從文的住處二里外分得兩間宿舍，黃永玉將表叔表嬸的這兩處住所稱為“飛地”。沈每天到張的宿舍吃晚飯，並將第二天的午飯、晚飯帶回。夏天屋子裡悶熱，家人怕他帶回去的飯菜餿掉，他卻說：“我有辦法。”大家都很好奇，問他什麼辦法，他說：“我先吃兩片消炎藥。”
為了能有更多時間進行研究，沈從文儘量避免會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