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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其實也很道德!”
周作人說,人生的季節是不能顛倒的,在青少年時期一定要為對真善美的追求打下底子。這種教育是以後任何時期的教育所無法補償的。現在的學生是過於懂得顯示,過早面對世俗醜惡,過早學會世故,這是很可怕的事。
周作人說:“我最為佩服的中國思想家只有三人:一是漢王充,二是明李贄,三是清俞正燮。”
周作人對韓愈之類的道學家懷有惡感,他說:“我對於韓退之整個的覺得不喜歡,器識文章都無可取,他可以算是古今讀書人的模型,而中國的事情有許多卻就壞在這班讀書人手裡。他們只會做文章,談道統,虛驕頑固,而又鄙陋勢利,雖然不能成大奸雄鬧大亂子,而營營擾擾最是害事。”
周作人曾於1935年10月、1936年9月,兩次撰文為秦檜翻案,他認為秦檜主和並不是不忠,而是“愛國”。他在文中說:和比戰難,戰敗仍不失為民族英雄,(古時自己要犧牲性命,現在還有地方可逃)和成則是萬世罪人,故主和實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見與道德的毅力也。
【立場】
章太炎反滿革命,被俞樾詈為“不忠不孝”,章遂作《謝本師》一文,與俞斷絕師生關係。周作人在日本聽章講學,對章執弟子之禮,後章依附孫傳芳,周亦作《謝本師》與章斷絕師生關係。抗戰時期,周作人與其學生沈啟無反目,沈作《謝本師》與周絕交。
周作人思想左傾,他擁護無政府主義思潮,並傾向社會主義。1927年,國民黨清黨時,周作人撰文明確表示反對國民黨屠殺共產黨人。他對國民黨、蔣介石一向輕蔑、厭惡,認為蔣其人一無可取,不可信任。
周作人在《我最》一文中說:“我最不喜歡談政治”,“《新青年》的同人最初相約不談政治”,“政治我是不喜歡談的,但也有要談的東西。我所頂看不入眼而想批評的,是那些假道學、偽君子”。
抗戰爆發前,周作人堅決反日。他抨擊日本在北平辦的漢文報紙《順天時報》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一張機關報。他撰文批判日本帝國主義說:“日本人愛美,這在文學藝術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為什麼在對中國的行動,卻顯得那麼不怕醜……”
蔣夢麟回憶,一次,某日本人到北大講演中日文化合作,周作人對其說:“談到中日文化合作,我沒有看見日本人的文化,我倒看見他們的武化,你們都是帶著槍炮來的,那裡有文化,只有武化。”
因為留日和妻子的緣故,周作人對日本一直存有好感,但到晚年,他說:“日本民族所喜歡的是明淨直,那麼這些例(指藏本失蹤事件、河北自治請願事件、成都北海上海汕頭諸事件、走私事件、白麵嗎啡事件)使即可以證明其對中國的行動都是黑暗汙穢歪曲,總之所表示出來的全是反面。日本人盡有他的好處,塒於中國卻總不拿什麼出來。所有隻是惡意,而且又是出乎情理的離奇。這是什麼緣故呢?”
“九·一八”事變後,周作人在《關於徵兵》中寫道:“吳公稚暉說過,他用機關槍打過來,我就用機關槍打過去,這是世界上可悲的現象,但這卻是生存競爭上惟一的出路。修武備,這是現在中國最要緊的事,而其中最要緊的事則是徵兵。”
耿傳明在《周作人的最後22年》中寫道:“抗戰之前,他(周作人)對鄭振鐸說過這樣的話:‘和日本作戰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軍。沒有打,人家已經登岸來了。我們的門戶是洞開的,如何能抵抗人家?’……中日開戰之後,他不相信退守大後方的國民黨,會有有朝一日收復中原的可能。”
【附逆】
抗戰爆發後,友人紛紛勸周作人南下,從日本逃回國的郭沫若發表《國難聲中懷知堂》說:“我自回國以來所時時懷念著的,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