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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還藏些對於現狀的不平的，但太隱晦，已為一般讀者所不憭……”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魯迅逝世。第二日，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課，他沒有請假，而是挾著一本《顏氏家訓》緩緩走進教室。在長達一個小時的時間裡，周作人始終在講顏之推的《兄弟》篇，隻字未提其他事情。第一堂課下課前幾分鐘，周揮一揮袖子，撣了撣粉筆灰說：“對不起，下一堂課我不講了，我要到魯迅的老太太那裡去。”這個時候，大家發現周的臉色非常難看。柳存仁回憶：“他並沒有哭，也沒有流淚，可是眼圈有點紅熱，臉上青白的一層面色，好像化上了一塊硬鉛似的。這一點鐘的時間，真是一分鐘一秒鐘的慢慢的捱過，沒有一個上課的人不是望著他的臉，安靜地聽講的。這個時候容易叫你想起魏晉之間的阮籍喪母的故事。”
解放後，周作人寫了《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裡的人物》等作品，在談及魯迅時，也會稱“家兄”。陳邇冬回憶，他在周作人屋中見到過魯迅拓的漢碑，一次，周送他出門時，指著外院的丁香樹說：“這是家兄種的。”
1956年，到北京出席魯迅逝世20週年紀念活動的曹聚仁到八道灣拜訪了周作人。之後，曹在《與周啟明先生書》中寫道：“我們那天又談到了魯迅的作品，魯迅自己推薦了《孔乙已》，因為那一篇小說寫得從容不迫”，“我那天說到了自己的愛好，我是最喜歡《在酒樓上》的”，“你也同意我的說法，你說，這是最富魯迅氣氛的小說”。
1958年，周作人在給曹聚仁的信中，談及上海魯迅墓前的塑像說：“死後隨人擺佈，說是紀念其實有些實是戲弄，我從照片看見上海墳頭所設塑像，那實在可以真是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豈非是頭戴紙冠之形象乎？假使陳西瀅輩畫這樣一張相，作為諷刺，也很適當了。”
1957年，周作人的女兒靜子在西北大學簡報發表《回憶我的伯父魯迅先生》一文。1961年10月，周作人代靜子寫紀念魯迅的文章（見張鐵榮、張菊香合編《周作人年譜》）。有研究者認為，1957年周靜子的《回憶我的伯父魯迅先生》行文風格完全是周作人式的，周作人也將此文收入其《魯迅的青年時代》一書中，因此認為，《回憶我的伯父魯迅先生》也是周作人為靜子捉刀，只是周的日記並未記載。
徐淦回憶，他在與周作人日常閒談中常提到魯迅，“知堂很很坦率，從他的口吻中，我聽出他對傑出的兄長之愛和敬，始終如一，像兩人兒時、少時、青壯年、中年時的莫逆有增無減”。羽太信子一次給徐送茶時，也提到魯迅，周作人當時翻譯信子的話說：“內人告訴足下，自從足下來後，院子裡的左鄰右舍，都對她說，她們覺得又像過去大先生住在這裡的時候，看到通宵在燈下幹夜活的情形了，她們對大先生都是很敬愛、挺懷念的。”
1966年7月2日，周作人開始閱讀魯迅的雜文。周氏兄弟在離世之際，都是閱讀對方的文章。
周作人不僅與長兄魯迅失和，與三弟周建人的關係亦不睦。
據周海嬰記載，羽太信子懷孕後，其妹妹芳子從日本到紹興照顧信子。信子得到芳子無微不至的照顧後，漸漸離不開芳子了。為了把芳子長久留在身邊，她便準備撮合芳子和小叔周建人。
當時周建人青梅竹馬的表妹因病去世，他十分悲痛。信子便乘機灌醉了周建人，將芳子推進周建人的房間。魯迅談及三弟的婚姻時，說是“逼迫加詐騙成局”。
周建人與芳子婚後，信子更加肆無忌憚地使喚二人。夜深了，她不讓芳子回房照顧自己的孩子；她經常使喚周建人，動作稍慢就訓斥：“慢得像蟲爬！”“木乎乎，木手木腳的中國人！”
據俞芳記載，在紹興時，周建人與芳子關係尚好。周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