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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損失約法幣5000萬元以上。
合作券在開付過程中，也遇到諸多問題。首先，合作券的本位不確定，勢必引起定物價的混亂。閻錫山雖說合作券不是貨幣，只是產物的收條，但是，如何透過產物來定合作券的價格呢？閻錫山最初要用“虛本位”，確定合作券價格。不久改用“糧本位”，以糧價作比，把糧價固定下來，以穩定合作券的價格。但是，糧食價格因受市場、季節等影響，根本無法固定，合作券價格自然難以穩定。最後，他又實行“工本位”，即以生產一石小麥所需18個工，每工定為合作券10元。
閻錫山以糧、工等作為合作券的本位，認為糧價不變，工價不變，物價即不變，合作券價就可以長久穩定下來。實際上，無論是糧價還是工價都不可能是固定不變的，建立在這種本位基礎之上的合作券價格自然也不可能穩定，勢必引起確定物價的混亂。
其次，接收物產，矛盾重重。閻錫山自噓合作券能“闢開造產途徑”，可儘量接收人民的產物。可是，閻錫山忽略了一個基本的經濟現象，是否所有產物均適合社會需要？接收的產物能否全能推銷出去？實行的結果表明，有的生產小組因原料、技術等因素，生產不出社會需要的產品；有的則盲目地生產過剩產品；有的則粗製濫造，產品質量低劣，可合作社還得全部接收。這樣一來，更加劇了經濟的混亂，一方面大量的過剩產品堆滿了合作社的倉庫，另一方面人民所需的用品日趨短缺，供需矛盾日益尖銳。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一、“克難”求存（9）
為了解決這個矛盾，閻錫山又成立了“平價購銷處”，以法幣向蔣管區採購日用品，調撥各縣合作社銷售。這雖然緩解了供需緊張的矛盾。可是，又出現了新的矛盾：用法幣採購商品，用合作券兌換商品，而回收的合作券又無法兌換為法幣，導致資金週轉困難，無法繼續採購商品。以後，只好在合作社設立“供銷部”和“購銷部”兩個門市部，前者收合作券，後者收法幣，由各縣合作社自行排程。但這樣做還是沒有解決根本問題，合作社唯恐供銷部把外來商品賣出去無法清理法幣債務，將來貨一律交由購銷部出售，結果供銷部依然是山貨累累。
再者，合作券常常“匯而不兌”。合作券的流通受縣界的限制，一旦出縣即不能使用。閻錫山為此曾制定了“匯兌辦法，規定各縣合作社按合作券與法幣的比率，摺合成法幣，實行匯兌。但由於各縣“券”、“幣”比率不同，物價也不同，折算相當困難，時常發生“匯而不兌”之事。
“新經濟政策”是閻錫山在抗戰期間推行的一項重要經濟措施，對於緩減戰時經濟困難起了一定的作用，比如用合作券曾收購了糧食3萬餘石。又如互助合作，實行專業化生產，在戰時特定的條件下，不失為一項應急之策。但是，閻錫山的“新經濟政策”從另一方面說，則給晉西人帶來了沉重的負擔。本來晉西經濟基礎就十分薄弱，人民生活就相當艱苦，“新經濟政策”的推行，使人民生活更為艱難。
臺灣學者稱：“新經濟的實施，是從基層做起，由家家計劃到村村計劃，使人盡其力，力無靡費，所以在抗戰中的山西，可以說無閒人，無窮人，人人皆有工作，人人皆有生活。這不僅適應了艱苦抗戰的需要，亦是一個社會性的大改進。” 這種說法實際沒有考慮到如上所述的廣大人民的生活境況，因而是失之偏頗的。
“兵農合一”
1943年，本來形勢發展是很有利的，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中國的抗日戰爭也出現了轉機。然而，偏安晉西一隅的閻錫山，卻面臨著重重困難，兵員日益不足，補給也日趨困難。就拿閻錫山所謂的正規軍第61軍、第19軍和騎兵來說，每連官兵最多者不過六七十人，少則二三十人。 糧食補給愈來愈不能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