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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快其意於意之外者。」他舉了後世對方孝孺的態度加以說明：「建文之役，天下之名能殉義者無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禍之烈，則亦無如方先生。先生歿三十餘年，天下乃敢舉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誦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絕之裔而為之記者。」 當然，王世貞是從君主宗法制的禮法的立場評論此事的。不過，可以看出，人心是難於征服的，哪怕是面對殘酷的殺戳！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朱棣卻希望人們把他看做是一心興禮樂、施仁政的聖明君主。他甚至把自己打扮成連小蟲子都不願傷害。有一次朱棣去靈谷寺，「跬蹕中庭，有蟲著上衣，以手拂置地。徐命中官取置樹間，曰：「此雖微物，皆有生理，毋輕傷之。」 如此矯柔造作而又虛偽可笑。
朱棣的殘暴，並非完全是由於政治上的被迫不得已，更多的，則是由於他的殘刻暴戾和極端自私之本性。蓋所欲極強，為遂其欲便不顧一切，對有礙於遂其欲者便必毫不留情。晚年永樂宮中發生的一樁牽連致死三千多人的慘案(詳見餘篇)，便是最好的證明。
六、艱難民生
一個國家，必須有安定的秩序，否則，這個國家便無法維持。但安定的秩序並不只是憑藉武力高壓就可以得到的，也不是隻憑權術便可以造成的。從根本上說，社會的安定首先是民眾生活的安定。沒有一個政府或統治者不解決民生問題便可以得到長治久安的。民生問題解決得好，一定是個明君；民生問題解決得不好或受到忽視，必是個庸主。朱棣對這個道理十分清楚，他是以聖君賢主自期的。永樂七年八月戊午，朱棣遣官祭祀歷代帝王，祭畢，朱棣對群臣說過這樣一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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