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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十二歲，在臺灣大學歷史系讀書時是我的學生，當時我們還沒有交往。和曼麗談戀愛以後，我的日子有了希望。本來我母親非常擔心我，但是我認識曼麗以後，有伴兒，我母親放了心。1968年以後，我就有了這麼一個守護天使。
1942年，曼麗在山東出生，那時候共產黨、國民黨、日本人三角戰爭，我岳父孫文光站在國民黨這一邊，所以抗戰勝利以後打內戰，共產黨佔領了威海，他在青島就跟著國軍撤出去。曼麗跟她的媽媽、哥哥、弟弟都留在家鄉，一直等到1952年才從威海坐火車到上海，再由上海坐火車到香港。香港的很多警察都是威海衛人，幫助她們從鐵絲網下面爬過去，再從香港到臺灣找到我岳父。她的祖母，在他們逃走後就被害死了。
曼麗在高雄讀女中時和孫康宜是同學。後來，她考入臺灣大學歷史系，我教過她上古史的課，當時班裡有三十來個人，也沒有特別跟她來往，但是我曉得她是班上很能幹的學生，她不是死讀書的人，讀書很寬，對文學的興趣大於歷史。畢業之後，曼麗教過一年書，又在臺北“中央圖書館”工作兩年。
我傷殘，可我不是自卑之人，所以我坦蕩蕩地在大學照樣交女朋友，但是到了最後一道關口，必定過不去，有的是自己的感情不夠，有的是對方家長不透過。我跟曼麗談戀愛以前，至少有兩次相當深入的戀愛，不太深的交往也有兩三回，每回都是無果而終。我心裡並不在乎，但還是有疙瘩。曼麗是我學生，但我不讓自己逾越師生關係。因此，我對自己的學生，畫了一條界限。她當時已經訂了婚，我到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她跟未婚夫發生了問題，才發現彼此其實並不瞭解。她寫信問我怎麼解決，學生在學習上、生活上請教老師，這是常事。這麼一談，忽然發現我跟她之間，凡事都談得攏，從哈佛回去，我們就來往了。她的父親反對，但她不在乎，她說：“我喜歡，你們能拿我怎麼樣？好手好腳的人要撞了車怎麼辦？”她很堅定，性格開朗，是醇厚高潔的人，所以她能突破這些困難。這也是我的幸運，因為傷殘本身竟是預設的過濾網；如果沒有傷殘，有些人可能不會從我的性格瞭解我。我這個傷殘的過濾，讓她選了我的性格和內心，她跟她父親講：“再苦，我願意。”
1969年2月9日，我們結婚。
我們兒子只有八個月大就到美國來了。我太太對我非常重要。在美國，我不會開車，她開車送我，她一個人獨擔我所有的事務，讓我沒有後顧之憂。她帶孩子、掃雪、剪草，一切都包下來，她無怨言。我們大小問題也商量，思想問題可以討論，帶孩子的方針可以討論，對朋友的選擇彼此尊重，這是我一輩子最大的福氣。她懂得我這個人，懂得我的脾性，懂得哪些人我不喜歡，哪些事情我不願意做。她從來不在乎我的生活起居寬裕不寬裕，窮過窮日子，寬裕不浪費。母親和她是我一輩子最大的支撐。
小 引（1）
許倬雲先生對我說：“你們做的新聞是短歷史，我們學的歷史是長新聞。”那一年，我正對新聞充滿懷疑，對歷史常感困惑。一見如故之後，我多次向許先生問道，既沒有究天人之際的雄心，也沒有通古今之變的壯志，而是如沐春風地聽一家之言。
許先生自認做了一輩子的“旁觀者”，我有幸做了他一陣子的“聆聽者”。在許先生的慧眼裡，看見烽火連天，看見生離死別，看見牛鬼蛇神，看見英雄豪傑，看見左右搖擺，看見*自由，看見明槍暗箭，看見妒忌仇恨，看見同情寬容，看見悲天憫人。講者動情，聽者會心，相激相蕩，常常碰撞出火花。
我常想，以許先生的身體，生在任何一個時代，都可能是歷史的弱者，但是他從不肯松一口勁，終成人生的智者。許先生的書名喜歡用“江”字，他的人生就如同在萬古江河泛舟，江上之清風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