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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徒然給家人添負擔而已。懇請公安機關，恩准鄙人服安眠藥，採取“安樂死”一途。但“請准予賜死”的“呈文”交上去後，就如石沉大海。
1967年4月末，周作人屢屢表示不想活了，他對兒子說：“我不如死掉還舒坦一些，也不想連累你們大家了……尤其是菼芳。她是外姓人，嫁到周家，跟著咱們受這份罪，實在對不起她……”他又加上一句：“我是和尚轉世的。”
【非命】
1967年5月6日早晨，張菼芳照例給公公倒完馬桶，為他準備好一瓶開水，就上班去了。下午兩點多，住在同院的鄰居，偶然從窗子往周作人的屋裡看了看，只見老人趴在鋪板上一動不動，姿勢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趕緊打電話給張菼芳，讓她回家。張趕回家後，發現周作人渾身早已冰涼。眾人猜測，周作人大概是要下地解手時，猝然發病，連鞋都來不及穿就溘然長逝了。周豐一夫婦不可能將遺體送到醫院去查明死因，只是匆匆銷了戶口，火化了事，連骨灰匣都沒敢拿回來。
錢理群的《周作人傳》中記載：“周作人逝世後，曾給周海嬰寄去訃聞，海嬰考慮再三，沒有參加追悼會：魯迅與周作人的後代之間終於沒有任何來往。”
生前，周作人為許多人寫過輓聯，死後，卻無一人作聯來挽他。次年，在臺灣的梁實秋寫下《憶啟明老人》一文，這是周作人去世時對他唯一的紀念文字。
【評說】
舒蕪說：“周作人的身上，就有中國新文學史和新文化運動史的一半，不瞭解周作人，就不可能瞭解一部完整的中國新文學史和新文化運動史。”
周建人說哥哥周作人：“周作人自小性情和順，不固執己見，很好相處，但他似乎既不能明辨是非，又無力擺脫控制和掌握。從八道灣製造的兄弟失和事情中，表演得很充分。這似乎純系家庭內部矛盾問題，卻包古著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他從這一點上合魯迅分了手，以後的道路也就越走越遠了。”
徐志摩說周作人：“他是個博學的人；他隨手引證，左右逢源；但見解意境都是他自己的，和他的文章一樣。”
馮雪峰對周建人說，他看過周作人的《談龍集》等文章，認為周作人是中國第一流的文學家，魯迅去世後，他的學識文章，沒有人能相比。
有人說，周作人向來不是一個積極的人，性情溫和，頭腦冷靜，眼光敏捷。他在新文化運動之初，最早提出“人的文學”的口號，為新詩鋪路，探索現代白話文的源頭，翻譯國外小說及思想著作，關注婦女兒童問題，擴寬了幾種文章的領域，不愧為新文化運動的一代大師。
陶亢德說，如果以酒來比喻魯迅、周作人兄弟，魯迅“是不加其他飲料的原本威士忌，而知堂翁則是加了點荷蘭水的威士忌而已”。
錢玄同在《新青年》發表《關於新文學的三件要事》一文中說：“周啟明君翻譯外國小說，照原文直譯，不敢稍以己變更。他既不願用那‘達詣’的辦法，借外國人學中國人說話的調子；尤不屑像那‘清室舉人’的辦法，叫外國文人都變成蒲松齡的不通徒弟，我以為他在中國近年的翻譯界中，是開新紀元的。”
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中說，中國的文學革命，在建設方面，有兩件事可記，一是“白話詩的試驗”，二是“歐洲新文學的提倡”，後者以“周作人的成績最好。他用的是直譯的方法，嚴格的儘量保全原文的文法與口氣。這種譯法，近年來很有人仿效，是國語的歐化的一個起點”。
廢名說，他和俞平伯談到周作人時，二人認為，知堂先生是一個唯物論者，一個躬行君子。他們從知堂先生可以學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間他們卻學不到他的那個藝術的態度。俞平伯以一個思索的神氣說道：“中國歷史上曾有像他這樣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