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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公眾生活中的這種反知識分子的努力有過令人信服的分析。但是他也承認，他分析的重心扭曲了事實的全貌，這就像原本要寫一部美國經濟史，但重點卻放在了破產史上一樣。4
鉛字在公眾話語的各種舞臺中產生的影響是持久而強大的，這不僅是因為印刷品的數量，更重要的是因為它的壟斷地位。這一點應該得到足夠的重視，特別是對於那些不願承認過去和現在的媒介環境存在重大差別的人來說。有時我們會聽到有人說，如今的印刷品遠遠多於過去，這無疑是對的。但是從17世紀到19世紀末，印刷品幾乎是人們生活中唯一的消遣。那時沒有電影可看，沒有廣播可聽，沒有圖片展可參觀，也沒有唱片可放。那時更沒有電視。公眾事務是透過印刷品來組織和表達的，並且這種形式日益成為所有話語的模式、象徵和衡量標準。印刷文字，特別是說明文的線性結構的影響，四處可以感受到，例如，它影響著人們說話的方式。托克維爾在《美國的*》中寫道：“美國人不會交談，但他會討論，而且他說的話往往會變成論文。他像在會議上發言一樣和你講話，如果討論激烈起來，他會稱與他對話的人‘先生們’。”1這種奇怪的現象與其說是美國人固執的一種反映，不如說是他們根據印刷文字的結構進行談話的一種模式。既然印刷文字的讀者是非特指的，那麼托克維爾這裡指的談話無疑正是一種印刷文字式的口語，在口頭話語中它表現出多種形式。例如，在佈道壇上，佈道者用一種莊重的語氣讀出書面準備好的講稿，語氣中充滿“關於神性的客觀分析，並希望將這種神性透過自然和自然法規揭示給人類”。2即使在信仰復興運動向自然神論者的這種冷靜分析提出了挑戰時，充滿激情的佈道者仍然還是使用一種能輕易轉換成書面語言的演講術。在這些佈道者中最有魅力的是喬治·懷特菲爾德，從1739年開始，他在美洲各地廣為傳道。在費城，面對上萬名聽眾，他向他們保證，如果拒絕了耶穌，他們將身陷永久的地獄之火。這番話令眾人驚恐不已。本傑明·富蘭克林親耳聆聽過懷特菲爾德的演講，他隨即決定成為其出版人。很快，懷特菲爾德的日記和佈道詞便由費城的富蘭克林出版了。3
但是，很顯然，我並不是說印刷術只是影響了公眾話語的形式。只有意識到形式決定內容的實質這一點，我的觀點才會顯示出其重要性。如果有讀者認為我的這個觀點過於“麥克盧漢化”，那麼我可以引用*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一段話：“如果印刷機存在，這世上是否還可能有《伊利亞特》？”他反問道：“有了印刷機，那些吟唱、傳說和思考難道還能繼續嗎？這些史詩存在的必備條件難道不會消失嗎？”1*完全明白，印刷機不僅是一種機器，更是話語的一種結構，它排除或選擇某些型別的內容，然後不可避免地選擇某一型別的受眾。他沒有深入這個話題，但其他一些人毅然擔起了這個任務。我也是這些人中的一個，我要探索印刷機作為一種象徵和認識論是怎樣使公眾對話變得嚴肅而理性的，而今日的美國又是怎樣遠遠背離這一切的。
1 指約翰·格倫，美國第一個繞地球作軌道飛行的宇航員，退役後當選為美國參議員。——譯註 2 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 1918— ），美國基督教福音派傳教士、浸信會牧師，在美國和世界各地透過廣播、電視、電影宣講耶穌基督福音，開展福音奮興運動。——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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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印刷機統治下的思想（1）
亞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之間七場著名辯論的序幕，是1858年8月21日在伊利諾伊州的奧托瓦拉開的。按照事先約定，道格拉斯先發言半個小時，然後林肯作一個半小時的答覆，最後由道格拉斯再次發言半個小時來反駁林肯。這次辯論持續的時間在兩人的歷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