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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來和毛澤東相繼去世,“四人幫”被拘禁,中國開始反省“文化大革命”,這是給歷史家看清局勢的一個絕好機會。寫歷史的人也像遊山水的一樣,要是順江而下,看清了河流入海的過程,回顧上游的山脈形勢,則對其組織結構,更多瞭解。這也就有如前述熊彼德所說,把今人現在的地位解釋得合理化是同出而異途。我們觀摩歐洲資本主義的形成,是從中國的立場出發。倘使我們對中國更瞭解,同時也在觀察歐洲的時候增長了眼光的縱深。總而言之,我們既已糾纏於一個歷史上的大題目之間,則我們身處其境的情勢愈澄清,我們的自信心會更堅固。
而且我寫的《萬曆十五年》,也並不是有些人認為的一本明史專書,而是傳統中國尚未與歐洲全面衝突時的一個解剖。書中說明中國的朝廷和社會,包括法制和思想,自有它的組織和系統,做起事來,也有它特別的作風與節奏。間接上就表示與同時期的歐洲相比,這些組織與作風,與西方的系統與節奏,有很大的差別。因之也是在“有”和“無”之間,反面檢討同一問題。
在這幾年之間,我也常想到歐洲資本主義的事。要是資本主義的形成,不能離開法律,而法律須要有國家作主宰,則我們應該先分就國家的畛域看,不應當先把中國的萬曆十五年看成了歐洲的1587年,或者把法國、荷蘭、比利時的事和英國的事籠統敘述。我已經看清了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而且它又有一個直線式的發展,並且到了某一階段,就變成了無可逆轉的形勢,可見“時間”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李約瑟和我,又認為資本主義的形成和文藝復興及宗教革命有關,有前面所說的銀行出現的次序為證,那我們何不也將資本主義的形成同樣分作三段,從義大利到北歐再集中眼光於英國?這樣一來,我在1975年寫下的一段,說到現代商業組織的三個條件,可以當做我們的檢查單(check list)用。只要我們把這三個地區達到這商業組織的程式按時間記下來,就應當對資本主義的形成,有一種明確的線索了。
1978年我第四次去英國的時候,在行李中帶著三十多本書和一大堆草稿。這時候李約瑟交卸了凱易思學院院長的職務,他的新辦公室喬遷到劍橋火車站不遠的波克蘭茲街(Brooklands Avenue),稱東亞科學史圖書館。這圖書館現屬“李氏研究所”(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新地址在劍橋雪爾威斯特路8號(8 Sylvester Road)。——編者注我們綜合歐洲資本主義形成的未定稿,由我起草,每週讀過,經他批評後修訂。事實上義大利這一部分,只用了威尼斯做代表,北歐的一部分,則用荷蘭共和國(The Dutch Republic)的情形概述,但是我們覺得這樣已經符合我們的目的。只有英國的這一部分才比較詳細。1981年9月23日李博士在上海演講,說到我們對這問題已有新看法,後經當地《新民晚報》提及。
我最近一次看到李公,還是1983年在紐約。據他的計劃,這批材料將來還是要收入《中國科學技術史》卷七里面去,至於如何收納,現在還沒有決定。我從第一次遇到李公,就主張只用我的草稿做根底,要他自己訂正重寫,因為《中國科學技術史》雖然是一種學術上的著作,其寫法仍有個人風格。他的英文長達四五行一句,卻又念來流利,也是沒有人可以效尤的。只是李約瑟收集了此書的材料卷五、卷六部分,越來越多,原來一卷是一本書,現在有的一卷四本,一卷六本,還仍在繼續膨脹,連他自己也說,“有幾何級數的姿態”。最近甚至書數倒出,節三十三出版於節三十二之前,他又說“這是道家的自然而然”。
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6)
我和李公有約,則是我也可以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