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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官讓我面對窗戶，說，“ 抬頭看！”
書桌上方，在潔白的天花板上，有一道五英寸長的擦向一邊的汙跡，像是要指向外面的什麼東西。“ 這也好像是血。別擔心。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羅西教授的。即使搭個凳子，一個人能輕而易舉地摸到天花板也是不可能的。我們化驗了所有的東西。現在，您好好想想，羅西教授那晚提到有什麼鳥進來了嗎？”
我花了幾秒鐘乾巴巴地講出這個簡單的字：“ 不。”但我不明白他為什麼問我這個問題。我終於看到那汙跡的末梢，看到了它是從哪個方向拖過來的。羅西書架的頂層，在他稱之為“ 他的失敗”那排書中，有一本不見了。兩個晚上前他把它放了回去，現在那地方只剩下一個黑暗的缺口。
我一向喜歡坐在校圖書館中心的那張長凳上，它還沐浴在春日午後的最後一絲陽光中。我環顧了一下人頭攢動的大廳，很快消退的夕陽和入口處頻繁開啟的大門，然後我拿起自己的舊書包，拉開拉練，拿出一個的全黑的大厚紙袋，上面是羅西的筆跡：給下一位。
下一位？前天晚上我還沒有仔細看。他的意思是留待自己下一次再做這個專案，再攻克這個堡壘時再用吧？下一位，或下一次都說得通。抑或他的意思是我就是那“ 下一位”？這可以證明他瘋了嗎？
我開啟紙袋，發現裡面是一大疊不同大小、不同質量的紙張，很多都舊了，有的是半透明的薄紙，上面打滿密密麻麻的字。材料真是豐富。我想我要攤開來看看。我走到最近一張蜂蜜色桌子，靠近放圖書目錄卡的地方。那兒還有很多人，都是不認識的，我還是懷疑地回頭望了望，然後拿出檔案，鋪在桌上看起來。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知道給檔案編序是很重要的。我拿出鉛筆和紙，開始給羅西的檔案一一編號。最早的，最上面的是那些半透明紙薄張，上面儘可能整齊地打滿了東西，看上去多少像文字。我把它們小心放在一起，沒有仔細看。
第二件是一張地圖，手繪的，還算清晰。但已經開始褪色，上面標的那些記號和地名幾乎看不清了。繪圖紙較厚，像是國外的紙，很明顯是從一疊舊的寫字本上扯下來的。接下來還是兩幅相似的地圖。然後就是三頁草稿紙，墨水筆跡，可以看得清楚。我把這些也放在一起。接下來的是一本《浪漫的羅馬尼亞》的英文旅遊小冊子，看封面包裝像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產品。然後是兩張賓館的發票和早餐券，伊斯坦布林的。然後是一張很大很老的巴爾幹地圖，印製粗糙，兩種顏色。最後是一個象牙色小信封，封了口，沒有什麼標記。我把它放在一旁，沒有去拆信。
就這麼多了。我把牛皮紙袋翻過來，還搖了搖，這樣即使有個死蒼蠅什麼也逃不過我的眼睛了。我這麼做的時候，突然（第一次）有一種特別的感覺，這種感覺將伴隨我隨之而來的所有行動：我感到了羅西的存在，他為我思維嚴密而感到驕傲，似乎他的靈魂透過他教給我的周密方法活在我心裡，和我說話。我知道他作為一位研究者，工作效率是很高的。對於任何檔案、任何檔案，他既不糟蹋，也不疏忽———不管那東西離家多遠，當然更不會放過任何想法，不管那想法在同事中多麼的過時。他的失蹤———我狂亂地想———他急需我去解救，這突然使我們幾乎平起平坐了。我也感到，他一直以來也在期待這個結果發生，不過在等待我贏得它這一時刻的到來。
所有這些檔案都攤開在眼前的桌子上，發出乾燥的味道。我從那些信件開始著手。信上的文字擠得密密麻麻的，寫在半透明的紙上，沒有什麼錯誤或者更正的痕跡。每樣只有一份，它們好像已經按時間順序放好了。每一封都寫了日期，都是一九三零年十二月的，到現在有二十多年了。每一封的抬頭都是牛津大學三一學院，沒有更詳細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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