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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著去對那些，對基督教在東方的發展表示頌揚或哀嘆的作家的說法或動機，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我們也可以籠統地說，他們誰也沒有留下足夠的證據使我們可以據以正確判斷出那些省份的信徒的確切人數。但不論如何，有一個情況總算有幸儲存下來，它似乎使我們對這個隱蔽而有趣的問題多少可以略見端倪。在提奧多西統治時期，在基督教沐浴在皇恩的陽光之中長達60餘年之後，古老而遠近聞名的，共有會眾十萬人的安條克教會竟有三千人依靠公眾的捐獻為生。東方皇后的榮華和體面、公認為人口密集的愷撒裡亞、塞琉西亞和亞歷山大里亞諸城，以及在老賈士丁時期一次地震使安條克居民死去二十五萬人的事件，都令人信服地證明它的全部居民恐不下五十萬人；而基督教徒人數，不論由於宗教狂熱或教會勢力如何大大增加，也不可能超過這個大城市總人口的五分之一。但我們如若拿被迫害的教會和勝利頁面的教會、西方和東方、遙遠的村莊和人口眾多的城市、最近改信基督教的地區和信徒們最早接受基督教稱號的地方作一番比較，我們就會發現我們應當採取的比例數會是多麼不同了！然而，我們也不能忘掉，在我們從中獲得這些有用資料的克里索斯托的作品的另一節中，所列信徒會眾的人數，甚至超過了猶太人和異教徒人數。但要解決這個似乎無法解答的難題其實是很容易，也顯而易見的。因為這個善於巧辯的傳教士只是在安條克的民政組織與教會組織之間進行比較、在因受洗而得以進入天堂的教徒人數和有權享受公眾捐獻的公民人數之間進行了比較。前者之中包括奴隸、外地人和兒童；後一種名單中他們卻全然不包括在內。
亞歷山大里亞城的廣泛的商業活動以及它和巴勒斯坦的鄰近，使得新宗教極易傳入。首先信奉新教的是許許多多馬裡烏特湖區的特拉普提人，或艾塞尼人；這個猶太教的教派本來對摩西的宗教儀式的尊重已大不如前了。艾塞尼派的嚴肅的生活態度、他們的齋戒和逐出教門的規定、資產的公有、對獨身的愛好、熱中於殉教、以及他們的雖不純潔但十分熱烈的信仰，便已為原始教會的教規提供了一幅極其生動的圖象。基督教神學似乎是在亞歷山大里亞城的學校中初步具有正規的、科學的形式的；而當哈德良訪問埃及的時候，他所看到的一個由猶太人和希臘人組成的教會，其重要性完全足以吸引住這位好問的君主的注意。但是，基督教的發展在很長一段時間中，一直僅限於這一它本身也只是一個殖民地的城市之內，而直到二世紀末，德米特里烏斯的幾個前任仍是埃及教會僅有的幾位高階教士。德米特里烏斯親自任命了三位主教，他的繼任者赫拉克拉斯把主教人數增加到了二十人。一群沉默寡言、生性頑固的當地人民冷漠地勉強接受了這種新教義；甚至在奧利金時代，也很少可能遇見一個埃及人，他已戰勝過去的偏見不再去殺害當地用以祭神的動物了。但是，等到基督教一旦登上統治的寶座，那些野蠻民族的熱情也立即屈服於普遍流行的情緒之下；很快埃及的城市中充滿了主教；連蒂巴伊斯的沙漠地帶也到處是隱遁的修士。
從外族和外省來的人流永遠不停地流入羅馬城的寬廣的胸懷。任何一種離奇的或醜惡可憎的事物，任何一個犯罪的或有犯罪嫌疑的人都可以希望隱匿在人煙稠密的首都，以求逍遙法外。在這樣一個多民族混雜的環境之中，任何一個傳播真理或虛妄的教師，任何一個道德的或罪惡的社團的建立者，都極容易找到大批的門徒或從犯。羅馬的基督教徒，按塔西佗的記述，在無端遭到尼祿的迫害的時候，數量已經很大，而這位大歷史學家的用語，幾乎和李維在敘述，始而接受繼而又排除酒神巴克斯的祭祀儀式時，所用的筆調一樣了。在酒神的信徒們引起元老院採取嚴厲措施之後，人們也同樣擔憂，已有數量極大的簡直稱得上另一個民族的人群，介入那些萬分可厭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