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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都必須得從“運坯工”幹起。果然，石侖帶我去的工位正好是離他辦公板房最近的的“出坯口”。走到跟前一看，我同學中有很多人都在這兒忙乎呢！他們當中有吳振臣、姜國軍、曲學軍、魏仁軍、崔蒼松、李瑞峰、許言信、李青貴、崔利敏、邱友等都在這推著獨輪車接水坯往晾曬棚送呢！石侖讓人也給我找來了一臺獨輪車，然後把我和邱元友、魏仁軍編進一個組。就這樣，我在磚廠兩個月的勞動生活就以這種方式開始了。
當時，機磚廠是農場下屬15個股級單位中年輕人最多的一個單位。在高峰的1976至1978年間共有青年職工180餘人。在這些職工中，家住一、二、三、四、五分場的全部騎腳踏車通勤，只有家住六、七、八分場的磚廠才為他（她）們準備了職工宿舍和倒班宿舍。
年輕人扎堆的地方一向都是很難管理的，尤其是一群到了性成熟的年輕人就更難管束了。故人與人之間 ，男與女之間，領導與被領導之間每天都有許多“桃色新聞”傳出。在這樣一個群體裡，對管理層面和家裡沒有背景的女孩們來說可真是個非常嚴峻的人性考驗。在此，我所以對管理層人員和沒有家庭背景女孩做為兩個特殊群體進行人性解析完全是由磚廠高強度苦役一般的工作特點決定的。對於初出茅廬，涉世不深的一群青年男女而言，剛參加工作的熱乎勁兒一過，自然就會被週而復始，日復一日的高強度勞動罩上心理陰影。在這種情況下，每一年輕女性（也包括男性）無不渴望對自己的勞動狀況尋求一點改變。而這“一點”要麼是簡單調換個輕閒點的“工位”，要麼是得到某個異性對自己在勞動上給予些許幫助。正因受這種試圖緩解勞役之苦的心理驅使，所以他（她）們往往會突破道德底線或偷偷丟棄“羞澀心”，為求得片刻輕鬆與歡愉邁出那做人的“最後一步”。在這一點上，有的人會做得很隱密，有的人則不管不顧，放浪形骸。但不管怎麼說，當時正是這部分人普遍存在的“渴求心理”，才給磚廠管理層人員和個別有影響力的青年男子帶去了“亷價的性需求”。若非如此，當時磚廠私下裡也就不會傳出“紅磚窯，x沒腰，誰幹不著，誰熊包”和“磚頭磚頭真幸福，夜夜新娘好舒服”的順口溜了。而對磚廠當領導和管理層的人員而言，他們隨時都面臨著一些女性“投懷送抱”的考驗。因為對於一個性心理正常的人來說，“坐懷不亂”那是扯淡，只要對自己家庭和前途構不成影響，他又何樂而不為呢？這就是當時磚廠人們客觀存在的心理現狀。
說句實在話，對於當時凡有孩子在磚廠上班的父母而言，那就是跟四方坨子沒有多大差異的“人間地獄”，唯一所差的就是前者沒有“自由權”，後者享有“自由權”而已。正因如此，個別有活動能量的父母便難免在場人事勞資科或場直單位那裡搞出一些“小動作”來。因此緣故，一些同學在磚廠工作一兩個月後便以工作需要為由陸續調離了機磚廠。我和曲淑琴是借了魏仁軍的光（父親是鹿場場長）在磚場工作兩月後便回到了鹿場工作。繼我們之後陸續離開磚廠的有去了修配廠的楊曉娟、季翠霞、楊秋傑：去了招待所的苗春豔和李樹芬；去了加工廠的崔蒼松、李瑞峰、吳振東及之後工作兩年以上離開的張永生、姜國軍、曲學軍等。
在磚廠兩個月的工作期間，有3件事至今讓我記憶猶新，不能忘懷：
第一件事是我與同學李青貴的交往。李青貴的叔叔名叫李鳳桐，是五分場的技術員。李青貴一家是透過叔父從延邊調來農場的。李青貴母親早逝，當時與身下兩弟相依為命。而後，其父再度娶妻，且繼母又帶了4個長得非常漂亮的姑娘和李青貴家結合到一起。打這以後，青貴哥仨在家裡就不吃香了。此時，我能跟青貴成為好友完全是因為我倆的人生經歷太相似了。由於磚廠伙食差吃不飽，所以我把所帶飯盒經常放在李青貴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