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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出乎意料的變數，使傅斯年如同捱了一記悶棍，頓感天旋地轉。傅斯年以及部分正直官員皆表示不能接受這一怪誕的說辭，聲言要訴諸法律。就在決定是一隻“海龜”還是“土鱉”這一重大人生命運的緊要關頭，以行俠仗義著稱的山東省教育廳一位叫陳雪南（名豫）的科長，出於對傅氏的同情和對貪官汙吏的義憤，挺身而出，據理力爭，堅持應以考試結果為準，力主傅斯年放洋，並言道：“如果成績這麼優越的學生，都不讓他留學，還辦什麼教育！”【20】眼看陳科長已不顧自身得失跳將出來與當權者叫起板來，一批具有文化良知的官員也藉機出面為傅氏大鳴不平。另有一群見風使舵，欲走後門而最終落敗者，也趁機煽風點火，四處鼓譟，給既得利益者施加壓力。在四面楚歌的叫喊聲中，當權者出於各種考慮，終於作出讓步，把傅氏列入官費留學生名單。垂頭喪氣的傅斯年得此喜訊，當場喊了一聲“我的娘！”差點昏厥過去。待喝下一碗清水，長噓一口氣後，傅斯年打起精神，搓幹手心中那溼漉漉的汗珠，收拾行李返回北大，於同年12月26日，晃動著小山包一樣龐大肥碩的身軀，由北京起身去上海，乘輪船赴歐洲，開始了為期數年的留學生涯。
就在傅斯年即將踏出國門之時，上海著名資本家、紡織大王穆藕初表示將陸續捐出10萬元鉅款給北大，要求校方選送五位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領袖出國留學。留學期間的費用，比一般官費學生略多。當時的官費生每人每月90美元，穆藕初開出的費用為每人每月120美元。在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和胡適等人的策劃下，選出了段錫朋、羅家倫、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等五人。因清朝末年政府曾派五位大員出國考察憲政，時稱“五大臣出洋”，此次五位學子得此惠顧，被坊間戲稱為北大“五大臣出洋”，一時為社會廣泛矚目。當時北大還有一位與“五大臣”勢均力敵的學生孟壽椿，本在預選之內，因名額限制被叫停。“五大臣”憐惜同學手足之誼，頗感過意不去，乃相商每人自願每月只要100美元，把多餘的錢湊起來增加一個名額，孟壽椿得以好夢成真。穆氏捐款的受惠者實際上已是“六大臣”，只是“五大臣”的名聲已經叫響，沒有人再去計較是五還是六了。
且說傅斯年到達英國後，先入倫敦大學跟隨史培曼（Spearman）教授攻讀實驗心理學，後兼及生理和數學、化學、統計學等。1923年由英國至德國，入柏林大學研究院攻讀比較語言學與史學。傅斯年之所以離英赴德，正如其北大同窗羅家倫所言：“一方面受柏林大學裡當時兩種學術空氣的影響，一方面受在柏林大學的朋友陳寅恪、俞大維各位的影響。”【21】
正是為陳、俞二人的才學、人格與聲名所吸引，“目空一切”的傅斯年才棄英赴德走進了柏林大學校園。隨著傅氏的到來，形成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近代史上政學兩界名重一時的姻親三角聯盟，同時演繹了一段天才交會過往的歷史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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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初會（1）
傅斯年與陳寅恪初次謀面，是他在北京大學讀書時，由同窗好友、陳寅恪的弟弟陳登恪介紹結識的。具體的時間已不可考，大約在1915年春夏之季，離著名的五四運動爆發還有4年。當此之時，20歲的傅斯年正在北大預科就讀。儘管傅氏膽識俱在，國學功底深厚，在北大校園的小圈子裡牛氣沖天，不把同學與一般教授放在眼裡，走路總是鼻孔朝天，與同學說話大多扭著脖子哼哼唧唧，做不屑一顧狀，但仍屬於無名之輩。而26歲的陳寅恪已在日本、德國、瑞士、法國等地遊學數載，肚裡裝載了不少東洋與西洋的墨水。二人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相見，可以想象，傅斯年對陳寅恪的學問與見識當是深表欽佩的。許多年後，他由英國赴德國柏林大學就讀，正是這次會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