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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視時代裡，我們的資訊環境和1783年的資訊環境完全不同；我們要擔心的是電視資訊的過剩，而不是政府的限制；在公司國家美國傳播的資訊面前，我們根本無力保護自己；所以這場為自由而戰的戰鬥要在和以往完全不同的陣地上進行。 我斗膽提出這樣一個觀點： 有些書被禁止進入學校圖書館或用於教學，傳統的自由論者對此表示了強烈的反對，現在看來他們的反對是無關緊要的。當然，這樣的禁書行為讓人反感，確實應該遭到反對。但這確實是太微不足道了，甚至可以說是掩人耳目，因為它干擾了自由論者們的注意力，使他們無暇面對那些和新技術有關的問題。簡單地說，學生的閱讀自由並沒有因為長島或阿納海姆或任何其他地方的書被禁而受到損害，而是像格布納所說的，電視在損害了學生的閱讀自由之後，卻仍然擺出一副無辜的樣子。電視不是禁止書籍，而是要取代書籍。 同禁書制度的鬥爭主要是在19世紀，但真正取得勝利卻是在20世紀。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是由電視的經濟和象徵結構造成的。那些經營電視的人從來沒有限制我們獲得資訊，而是不斷擴大我們獲得資訊的途徑。我們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奧威爾式的，它想盡一切辦法讓我們不斷地看電視，但是我們看到的是使資訊簡單化的一種媒介，它使資訊變得沒有內容、沒有歷史、沒有語境，也就是說，資訊被包裝成為娛樂。在美國，我們從來沒有缺少過娛樂自己的機會。 各種各樣的專制者們都深諳透過提供給民眾娛樂來安撫民心的重要性，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不認為民眾會忽視那些不能帶給他們娛樂的東西，所以他們還是常常要依靠審查制度，而且現在還在這樣做。專制者們認為民眾清楚地知道嚴肅話語和娛樂之間的差別，並且會在意這種差別，因而審查制度就是他們對付某些嚴肅話語的方法。現在的情況卻大不相同了，所有的政治話語都採用了娛樂的形式，審查制度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那些過去的國王、沙皇和元首如果知道了這一點，會感到多麼高興啊。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赫胥黎的警告（1）
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 我們無需別人提醒就能認識到，我們的世界已經深受各種監獄文化的殘害，奧威爾在他的寓言中已經對這些監獄文化的結構進行了準確的描寫。如果你讀一讀他的《一九八四年》和《動物農莊》，以及亞瑟·科斯勒的《正午的黑暗》，你就會非常清楚地看清目前在數十個國家幾百萬人民身上發揮作用的控制思想的機器是個什麼樣子。當然，奧威爾不是第一個警告我們專制會帶來精神毀滅的人。但他的作品中最可貴的一點就是，他一再強調，不管我們的看守人接受的是左翼思想還是右翼思想，對於我們來說並沒有差別，監獄的大門一樣是堅不可摧的，管制一樣是森嚴的，偶像崇拜一樣是深入人心的。 而赫胥黎告訴我們的是，在一個科技發達的時代裡，造成精神毀滅的敵人更可能是一個滿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種一眼看上去就讓人心生懷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預言中，“老大哥”並沒有成心監視著我們，而是我們自己心甘情願地一直注視著他，根本就不需要什麼看守人、大門或“真理部”。如果一個民族分心於繁雜瑣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週而復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總而言之，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