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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遙遠的周代，城市的構造極具特色，通常由內外雙重城牆環抱，內城稱為“城”，居住其中的多為貴族及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國人”。然而，隨著時間推移，貴族內部矛盾叢生，許多失去權勢的貴族以及處境艱難計程車階層逐漸融入“國人”群體，與工匠、商人等工商業者以及底層平民共同生活。
周厲王時期，朝廷與周邊少數民族關係緊張，對外頻繁征戰，南方的荊楚地區反叛四起，西方遊牧民族的侵擾亦不曾間斷，使得國家疲於應對，農業生產和百姓生活遭受重創。周厲王貪婪且崇尚奢華，採納了榮夷公的建議，實施了嚴格的“專利”制度，對依賴山林湖澤生存的百姓徵收重稅，引發了民眾的強烈不滿和哀怨。
面對輿論壓力，周厲王採取了極端手段，命令衛巫監視並打壓民間言論，導致百姓噤若寒蟬，只敢以眼神交流。大臣召公警示其“封堵民意如同堵塞江河”，但周厲王置若罔聞，甚至洋洋自得於能鉗制民意。
周厲王的高壓統治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矛盾，表面上看似平靜，實則民間的不滿情緒已如洪水般暗流湧動。
此時的西周，臣子們身著象徵身份的袍服，與王侯服飾差異明顯，皆遵循周禮規定的嚴格等級制度。
公元前841年，周厲王的暴虐統治最終觸發了鎬京城內的“國人”起義。他們手持農具和棍棒，浩浩蕩蕩地衝擊王宮，欲推翻周厲王的統治。周厲王驚恐之下下令軍隊鎮壓，然而他的臣子無奈回應：“我周朝計程車兵，本質上就是國人，國人即士兵。如今國人皆已揭竿而起，何來兵馬可調？”
走投無路的周厲王只得攜親信逃離鎬京，沿著渭水一路北上至彘（今日山西霍州）。最終，周厲王客死他鄉，這次由“國人”發起的反抗運動史稱“彘之亂”。
當憤怒的國人衝入王宮，卻發現周厲王已然逃脫，他們的怒火併未因此平息，反而轉而直指太子姬靜。在此危急關頭，忠貞的大臣召穆公挺身而出，將太子秘密安置在自家府邸以保護其安全。然而，憤怒的民眾很快得知這一訊息，迅速包圍了召穆公的宅邸，堅決要求他交出太子。
召穆公深知國人的憤怒一觸即發，為了保全王室血脈，他做出了悲壯的決定——將自己的親生兒子送出去，替代太子承受了國人的怒火。古籍《竹書紀年》對此事件有著詳實記錄：“國人誤捕召穆公子，竟將其誤殺。”
誤以為太子已被處決，國人們心頭的憤懣得到了某種程度的釋放，在周定公和召穆公的勸慰下，眾人漸漸散去，風波暫告一段落。
周厲王出逃後，周朝一時陷入了無君的狀態。鑑於此，周定公與召穆公兩位重臣聯袂主持了一場重要的貴族大會，會上決定在新君登基之前，由召穆公與周定公共同攝政，重大國事則交由六卿集體商議決策。這一段特殊的執政時期被稱為“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以公元前841年作為共和元年，標誌著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了明確且連續不斷的紀年體系。從此，華夏大地的歷史紀年得以確立，並延續千年而不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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